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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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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里根减税站在了新金融周期的起点上。里根减税对应的美国宏观税负下降期间，美国的金融长周期和金融短周期的波动都出现了见底回升。新金融周期所带来的信用扩张，避免了减税所导致的部门加杠杆对私人部门信贷的挤出，进而有利于扩大内需。1982-1984美国宏观税负下降期间，部门杠杆率加速上升，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上升也同时加速，居民部门杠杆率由降转升。得益于金融新周期的开启，部门加杠杆并未对私人部门杠杆造成挤出，私人部门仍然能获得足够的信用支持。因此在里根减税所对应的宏观税负下降期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和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都出现了显著上升，减税扩大内需的效果较好。

2.4 里根减税中的理论与现实

回溯历史，关于拉弗曲线在里根减税政策的实施中是否成立，一方面，由于里根在任期间，美国赤字巨大且持久，存在这次减税违背拉弗曲线理论的论点。但另一方面，如果观察税收收入增速，则会发现税收收入增速虽然在初期有下滑但迅速反弹，在大多数年份中都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然而，支出增速同样稳定，并在一些年份出现了大于收入的增速，从而带来了赤字的扩大。简而言之，里根的减税虽然时间上存在一个调整的区间，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税收随税率的减少不降反升的预期，而赤字率的扩张并没有起到“饿野兽”的效果，里根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到尤其是国防和人力资源方面。

另一方面，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在里根减税这一案例中的适用，如果从储蓄量来看，无论是家庭储蓄占私人部门储蓄比重还是家庭储蓄占GDP比重，在里根时期均呈现下降趋势。即使是在里根减税导致的宏观税负下降期间，这两个指标尽管有所波动，但最终仍掉头向下。这与李嘉图等价理论中财政赤字状态下，完全理的消费者应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其原因或不止于由于诸如1980年代出现的人口迁移、资产价格上升、养老金计划改变等一个或多个抑制储蓄量的影响因子，而是表现出李嘉图等价定理由于人们对干预的不完美预期、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纳税人对未来收入和税率的不确定等原因，而从并不完全适用于作为美国税改的研究框架。

三

里根减税对中国的启示

3.1 中国减税的现实约束

由于中国处于拉弗曲线的左半边，降低宏观税率的减税政策可能会导致一般收入下降。财政支出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是近期历次重要会议对财政政策的主定调，因此预计未来的财政支出总规模难以缩减。在“减税不减支出”的情况下，降低宏观税率会导致的财政赤字增加，进而需要部门发债为赤字融资。与美国经验不同的是，里根减税站在了新金融周期的起点上，而中国正处于旧金融周期的下半场。在中国金融长周期过顶、短周期回落的方位，信用处于收缩阶段，我们基于不同方法测算的金融周期都印证了这一情形。因此税负降低叠加积极财政所造成的部门债务融资增加，可能会对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融资产生较强的挤出作用，预计不同注册类型的企业受影响的程度会存在差异。

近年来，由于金融周期的总体信用收缩，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环境分化，处于融资鄙视链底端的民企、中小企的债务融资难度加大。从融资成本来看，近期民营企业信用利差相比央企、地方国企等其他企业显著扩大。从融资规模来看，尽管在结构货币政策调控下，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增速持续高于中型、大型企业，但近期小企业贷款增速的回落幅度更大。近期民间投资主的增量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但从融资的行业结构来看，金融机构对服务业的中长期贷款也呈现高位回落，且回落幅度更大的特点。考虑到私营企业、个体单位是吸纳存量就业的主力，同时新增就业又主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增长，金融周期回落阶段举债融资扩张产生的挤出效应可能对这类融资弱势企业产生较大影响，在金融市场上挤压民企、中小微企业，从而导致失业压力上升。

3.2 对企业征税的可能调整方向

中国企业税负感较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流转税是指按照商品流转额征税的税种，税款随商品的周转产生，我国主要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其中增值税是流转税中最重要的税种。2017年流转税占一般收入的比重接近43%，同期美国的比重不到12%，并且从历史数据看，美国流转税占一般收入的比重也远低于中国的水平。流转税容易在企业和部门之间转嫁，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和消费者可能是流转税负的实际承担者。与美国相比，中国较高的流转税比例可能使得市场弱势群体税负较重。一般而言，流转税属于间接税，纳税人与真正的负税人不同，而市场强势群体通常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很容易将流转税转嫁到小微企业和消费者这类市场弱势群体，从而加重他们的税负。另外，流转税本质上是累退税，通常税率固定，对于相同的交易，市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都征收相同数量的税，占市场强势群体收入的比重低，而占市场弱势群体收入的比重高，不利于遏制贫富分化，加重了低收入低于和部门的税负。因此降低流转税比例可能是结构减税可以实施的方向。

差别化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也是为中小企业减负的可能改革方向。国际比较显示，中国企业所得税占一般收入的比重较美国更高，叠加中国较高的流转税比重，市场弱势地位的民企、中小微可能承担了较重的税负。2017年以来，受益于供给侧改革，国企的盈利能力（ROA）改善持续好于其他注册类型企业，同期私企的ROA回升幅度相对较弱。从行业结构来看，近期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主要靠上游的原材料加工行业拉动，中下游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利润增长较弱。因此我们认为采取差别化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以支持中下游民企、中小微企业发展，是结构减税可以实施的方向。比如对连续几年稳健发展、资产达到一定规模、经营达到一定年限的中小企业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按年限、规模、成长速度等实行减税、退税或者免税政策，有效避免和降低中小企业寿命短、风险大、易于破产倒闭的风险，消除金融机构的忧虑；另外，对诚信经营、信誉良好、获得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的企业，分批次给予免税或税收优惠、退税等政策激励。

3.3 对居民征税的可能调整方向

与美国相比，中国个人所得税占一般收入的比重很低，但考虑到流转税对居民部门的转嫁、以及收入与所得税结构，居民的税负感可能并不低。我们认为，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远低于美国，除了税负机制设计以外，税基差异也是重要的因素。工资收入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从劳动者报酬的总规模来看，中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低于美国，说明中国可用于征税的工资收入总量较少。从居民收入增速来看，近年来中国人均工资收入增长较慢，并拖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这可能使得处于高纳税档次的人群不足，从而不利于个人所得税收规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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