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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工业财阀(重生之第一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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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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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 [日]武田晴人

摘编 | 徐悦东

《财阀的时代》，[日]武田晴人著，王广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政商的诞生：孕育的商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当今已经排除了对企业经营管理肆意干涉的可能，但在明治初期，并没有所谓支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营自由”。在当时政企关系的框架下，在经济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远远高于现在。当时，这些与关系密切的商人也被称为“政商”。

“政商”这一概念与“财阀”相同，最早多为媒体使用。一般来讲，政商是指那些同政治相接近并获取利益的商人。这是最容易理解，也是一个超越时空范畴的概念。本文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作为财阀起源的政商型企业家，他们在明治初期所主导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国策中，为推进日本经济社会整体的近代化及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被称为政商的企业家走上了历史舞台。

“政商”一词给人带来的印象往往是负面的，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本不应该使用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表述。但是，并没有一个更中立的概念能够代替它，我们也只能使用之。但这里要声明的是，笔者并非带着价值判断来使用它。即使这些政商与政治相接近并谋取了暴利，那么问题出在谋取利益的商人身上还是出在给商人谋利空间的身上，这本身也是复杂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时代的构造和特质来看，这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没有工业的明治初期是如何产生财阀的？

明治初期基本没有工业，民间经济活动的规模也不大。其经济的基本构造是，从农民那里收取年贡、地租，以这些资金作为原始资本用于推进的工业化建设，资金也顺势流入民间的经济活动。这是最大规模的资金流。

当时日本人口的七八成居住在农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农作物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七成左右，如果加上以农村纺织品为代表的手工生产则可达到八成，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以农村为中心的社会。农作物生产的相当一部分以地租的形式被征收，无论是物品还是金钱的流通，这种经过掌控的体系较以往时代都大大增强。

现在，企业是生产物品的主力，以此为中心产生大量的现金流。企业收入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工人，这部分工资被工人消费后，最终又形成了企业的销售额。这种基于市场原则的流通机制，其效用要远远大于通过税收来调节市场的机制。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对经济运行具有压倒的影响力。因此周边有大量的物品和资金流动，在商人看来商机就在周边打转。居于经济活动的中心，很有野心的商人也将手伸到内部以寻求赚钱的机会。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了不正当金钱关系，这些另当别论。我们这里所要阐述的是一个以为中心制造商机的经济体系。

其中的典型就是“官公预金”案例。通过这一方式，商人获得了经营金融业的商机。放高利贷是将自己的钱借贷出去，而吸纳他人的存款再将资金借贷出去并从中赚取差价，是银行等近代金融机构的基本特征。接收“官公预金”的商人从功能上来看十分接近近代金融机构，只是存入方是而已。

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迅速发展

当时有能力存款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苦于高额的年贡，并无余钱用于存款，江户的市井小民有句谚语叫作“不留隔夜钱”，银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

“官公预金”是把征收的税金（地租）等在一定期限内交给商人保管的形式，不收取商人利息。由于每年都有一定量的资金流入，所以资金的来源有保障。一些商户即使仅仅承接一个或两个县的出纳业务，如果能够接受一定额度的资金，也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收益。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种形式的商机就“埋伏”在的周围。除了确定的“开港场”贸易之外，商人只要能够抓住周边的商机，成功的可能就非常高，这是当时时代的特色，所以也被称为“政商的时代”。这一时期，以“年贡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经济社会构造尚未解体。

在明治初期，谁有机会成为财阀？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商机落到了谁的手里？具有商业头脑并且资金储备较多的商人占得先机。这些商人要么在江户时代就开始经商，要么是在幕末维新的动乱期发迹。

但是，更有实力和可能的集团——外国资本家来到了横滨和神户。这些外国人比日本人更懂得如何有效地运筹商机。为了追求商业机会而登陆的，都是具有商业头脑且具有成功可能的外国人。不过，日本却采取了将这些外国投资家彻底排除的政策。

这一点跟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大不同。东南亚国家在1960年代以后开始了优先扶植民族资本的政策，但在此之前则以经济开发为目的大量吸引国外投资和援助。结果产生了一大批与政商共生共存的外国资本家，导致这些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

明治时代的日本将这些潜在的外国资本家予以排除，吸收乳汁的经济主体仅仅限定在日本国内。因为的限制政策，才培育了一批被称为“政商”并后来发展成为财阀的日本企业家。

这种彻底排除外国人的政策在高岛煤矿的案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幕末维新初期，高岛煤矿的经营管理权一度有转让给外国人经营的哥拉巴商会之虞。日本新制定了矿山相关法令（即“矿山心得书”），宣布国内矿山国有，且明确了外国人不得拥有开采权的方针，以此来阻止外国资本的入侵。最早的铁路新桥—横滨线的铺设权也经由的交涉从美国人手中收回，以此为出发点，日本的铁道网建设得以展开。

如此一来，周围的商机在排除了外国人之后，事实上仅仅提供给日本商人，明治在此基础上主导并推进了政商型经济的发展。

表2-1为截至1880年前后支出的财政资金向民间融资的数据。为确立通货制度而积蓄的“准备金”被作为财政资金活用于殖产兴业政策，并向民间事业提供贷款。表2-1所示为主要的融资对象、时期及金额。其中，最大的融资对象是三菱会社，在1875~1879年共计融资近250万日元。针对法人（会社）的融资共计730多万日元，其中为支持三菱的海运事业提供的资金大约占总额度的1/3。其次是广业商会、三井物产、上毛蚕丝等以出口振兴为目的的企业。明治初期日本的贸易主要掌握在横滨、神户等地外国商馆手中。明治为收回贸易自主权开始培养本国的贸易商社，为奖励其同外国直接交易而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向广业商会、三井物产、上毛蚕丝提供融资的原因。

个人层面向五代友厚提供的融资最多，为69万多日元，主要是作为“蓼蓝染料制造会社”的创设资金来使用。排在后面的是涩泽荣一、益田孝、原善三郎等人。涩泽荣一是第一国立银行的行长，益田孝是三井物产的经营责任人，原善三郎是横滨的生丝商，对他们三人的融资共计50多万日元，主要是作为处理横滨出口过剩的蚕种资金使用。排名第三位的是萨摩出身的岛津忠义，主要以矿山开发为目的向其提供25万多日元融资。川崎八右卫门是后来创设川崎银行的“川崎财阀”创始人。田中平八自称“天下丝平”，是横滨的生丝商人。日本的资金大多向上述实业家倾斜，这是当时财政资金融资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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