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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的意思(泛化的名词解释)
标签,新闻,媒介泛化的意思(泛化的名词解释)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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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政治家李普曼在1922年提出“拟态环境”学说,揭示了大众媒介的隐形功能,客观世界无穷大,为了使受众更好更快获取信息,标签化便成为信息处理的重要手段。对事物进行标签化的归类,原本是对事物进行初级认知的一种简便形式,标签是客观的、毫无偏见的,但现在的流行标签明显呈现出泛滥化和污名化的倾向,贴标签的行为变得随意、肆无忌惮,亟待治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7-0000-03
新闻报道“标签化”,指的是记者、编辑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截取新闻中最能吸引受众的元素进行突出强调,用较少的篇幅来报道新闻事件。戴维·巴勒特曾经对“标签化”下过定义:对事件进行鉴别,给他们命名,下定义,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例如“行凶抢劫”“恐怖分子袭击”,或者“虐待儿童事件”。这样就给事件“贴上了标签”。[1]
康德在《纯粹理批判》中指出:“新的概念只有同人们已有的知识建立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20世纪60年代教育学家皮亚杰将康德的理论发展为“图式/基模”,正式将“基模”引入传播学领域。刘海龙教授说:“‘基模’代表着一种先入为主,自上而下的过程。它描述了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对当前信息处理过程的影响。”
正如“基模”理论所指出的,媒体的表达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感知世界的方式,“基模”一旦形成,可能会加强最初形成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所以新闻报道的“泛标签化”常常会造成读者的认知偏差,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打造。
一、新闻报道“泛标签化”的媒体成因
新闻报道“泛标签化”的成因较为复杂,河北大学的于子茹在《我国新闻报道中的“标签化”现象研究》[2]文中将新闻标签化的客观成因做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因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大众传媒的新闻专业主义,所以对新闻标签化的客观成因不做分析。
1.“标签化”符合受众的思维定式
贴“标签”是新闻报道中常见的信息处理方法,因为记者需要对新闻事件、人物进行鉴别、分类,将新闻和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使新闻成为新近发生的“旧闻组合”。新闻标签化是受众理解新闻的前提。
李普曼认为,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标签化”的新闻报道为了满足受众快速了解新闻事件的需求,常常无视新闻的客观、真实、全面规律,如当某地再出现“老人摔倒 年轻人”的新闻时,媒体常常会不顾新闻事实要素的不同而直接将其简单贴上“XX地彭宇案”的标签,忽视了标签附带的刻板印象,给了人们错误的引导,必然会造成社会舆论的偏差。
2.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体选择
信息时代,媒介发生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媒介产品化,信息已然不再稀缺,稀缺的则是人们的注意力。[3]
“标签化新闻”的初衷是为了用少量的文字传递给受众最多的信息,这对于信息爆炸环境下的媒介和受众来说都是有益的。对于媒介来说,缩短了新闻制作的时间和成本,对于受众来说,在有限的篇幅内得以粗略了解一个新闻事件。
在互联网媒体利用“泛标签化”新闻取得成功后,传统媒体中的“泛标签化”新闻也屡见不鲜。新闻媒体为了追求阅读量和点击率,特意使用受众喜欢的字词句,郑雅宁对法制新闻报道的“泛标签化”现象进行梳理,认为法制新闻中至少存在六种新闻标签类型,分别是别标签、社会身份标签、经济地位标签、年龄标签、姓名标签和地域标签。[4]
3.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缺失和认知局限
1978年《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开始试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经营方针,尝试市场化经营,但我国的新闻媒体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媒体必须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媒体从业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高度自律。
标签化新闻的泛滥,是记者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的表现。如2018年10月2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多家主流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标题中均带有“轿车逆行”“女司机逆行”等字眼,如新京报发文《重庆一公交与逆行轿车相撞后坠江,女司机被控制,动画示意路线图》,北京青年报发文《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疑因一女司机驾驶私家车导致》等,大量报道致使正常行驶的女司机成为网民痛骂的对象。
普利策晚年认识到媒介对于社会的作用,他创办新闻传播学院,重视新闻专业主义,提倡记者应具备社会责任,要求记者真实、客观、全面的报道新闻事实,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
二、新闻报道“泛标签化”的危害
1.虚假新闻层出不穷
2017年12月1日,山东莱阳教育部门通过官网发布“莱阳小神童”的消息,多家媒体对小神童的故事进行了报道,这则有名有姓、易于核实的新闻报道,被炒作了十天才不得不辟谣。《新闻记者》杂志将这条新闻列为2017年十大假新闻,究其原因,编辑部认为 “神童”的话题能够引起公众的强烈兴趣,媒体在巨大的流量面前愿意跟风炒作“神童”新闻。[5]
2.报道对象的“泛污名化”
“泛标签化”就是乱贴标签,其直接后果就是乱扣帽子,报道对象的“泛污名化”随之而来。阎瑾,王世军在《新媒体语境下我国老年人形象污名化探析——以“大爷”“大妈”为例》[6]一文中探究了我国“大爷”“大妈”朴实善良、和蔼可亲的形象被颠覆乃至贴上碰瓷、扰民、低俗等标签的过程。文章认为污名化通常以标签化的方式进行,始于某个个体的偶发事件或行为,一旦被贴上标签、赋予特定含义后,就可能被社会广泛接受并用来指称某一群体或某种品质。
3.媒介公信力和社会责任丧失
为了使新闻标题夺人眼球,媒体常常会在标题中使用倾向极强、感情色彩很重的词语来修饰新闻,这样过度的、暗含媒体评价并预设媒体倾向的标签会直接或间接地削弱媒体对事件理客观的分析,导致媒介丧失公信力。
例如“XX门”标签最初诞生于用于1972年的美国政治丑闻,后续在2008年陈冠希“艳照门”事件、2012年各类政治丑闻中不断被使用,如今媒体将名人“打哈欠”“补妆”等很小的事件人为夸大成为“XX门”,这样的“泛标签化”其实是在消费媒介长期以来积攒的媒介公信力。
“泛标签化”新闻还容易造成“媒介审判”。无论是当年的刘涌刑案、邓玉娇案件、药家鑫案件这样的重案大案,还是彭宇案等案情较轻但是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主审法官都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其中的报道违背了记者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的社会准则。
三、新闻报道“泛标签化”的治理
新闻“标签化”已经成为媒介吸引流量的重要工具,“泛标签化”新闻的治理既需要媒体以公共利益为主、增强社会责任感,也需要新闻从业者重拾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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