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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什么意思)

景观,城市,民工小资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什么意思)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我现在非常明白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对于城市的名胜古迹和特色文化毫无兴趣了，因为那些地方外地游客也能去，农民工也能去，快递外卖小哥也能去，并不能给予他们独特的身份符号。换句话说，你在北海公园拍个自拍发朋友圈，一点也不“酷”，反而会被认为是不是爸妈来了带他们逛逛北京？他们心目中属于自己的景观，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国贸桥，是夜夜笙歌红男绿女的工体俱乐部，是华灯初上浮光掠影的三里屯，是能满足自拍+滤镜+发朋友圈一条龙需求ins风网红甜品店。

就是通过如此完美的景观控制，一线城市才能用最廉价的成本留下最优秀的人才。

（三）

根据2017年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求职就业情况报告，当年应届生中有61%的学生毕业于二三线城市的高等院校，但这其中仅有三成的应届生愿意留在二三线城市工作，剩下七成的学生倾向于前往一线城市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报告中指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是否在一线城市，是评判工作是否“体面”、是否是一份“好工作”的重要依据。

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再生产领域（消费），还是在生产领域（工作），一线城市都提供了最完美的景观：一线城市的工作天然地意味着“更加体面”，更能为自己的身份所增益；不仅如此，大都市同时能天然地给人一种机会多、发展前景好、上升通道多远的错觉。上升渠道的景观是最为魅惑的景观，这里传颂着无数个工作三年买车买房、工作五年财务自由、工作十年侯服玉食的财富神话；流传着无数个出任CEO、迎娶白富美/高帅富、纳斯达克敲钟的励志故事。但正如一切成功学的虚妄一样，这些故事就好比在茫茫大海上人鱼们曼妙的歌声，为的是用这种幻境吸引一个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水手。故事的真相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分析的那样，上升通道的天花板是导致大批脑力劳动者在工作数年后离开一线城市的根本原因。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出学历越高就业率越低的反常状况：在21-25岁区间的年轻人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与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失业率分别为4.2％、8.1％、8.2％、11.3%、16.4%，所谓学历越高越好找工作的现象早已过去。这就是我在上一章中说的，我们的经济体系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有那么多匹配你“高等学历”的“高等工作”给你，上升渠道都是固化的，要么看关系，要么混资历，要么你得是百万人中无可觅得的人才。

这样的经济模式就给边缘白领产生了一种“错位感”：他们的收入是无产阶级的收入，他们的生活范式是力图接近于资产阶级的范式，这种错位产生了属于白领群体特殊的迷茫，焦虑，以及，丧。

法国社会学泰斗皮埃尔·布迪厄以审美、消费、生活方式为出发点，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化理论，他指出：“一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便向世人呈现他个人的社会空间——换言之，一个人的审美意向——描绘了这个人的地位，并让他与更低层的群体产生距离。”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阶级晋升优越感”。布迪厄认为大都市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和“象征符号”，而（伪）小资产阶级或边缘白领，通过朝拜这一想象中的符号，目的是为了消弭了他们这一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更高阶级的差异所造成的断裂，更是为了填补收入水平与消费期望巨大不匹配所产生的错位感。

（四）

关于景观对人的心理规训，早在德波之前，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齐美尔认为，当代都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被图片、影像、感官、活动所充斥。大都市人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觉的关系之上的，而直觉的关系扎根于无意识的情感土壤之中——正是因为城市生活对感官和情感的冲击，导致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即“都市的保守”。

齐美尔认为，大都市居民在本质上并不是冷漠的，而其孤立、个例、冷淡的生活状态，来自于城市生活的异化。每个人都被动地对周遭事情漠不关心，摆出一副见怪不怪的姿态，根源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求。因为正如我们分析，大城市是资本中心，而资本以自身增殖为唯一的目标。当人们浸在一切都以盈利、金钱、效率为导向的生活状态中，就导致了很多残酷的、以实际效益为标准的互动方式，人们也越来越变得精打细算和冷酷无情，感情、同情或共情则完全不被关注。就好比一些外卖平台，已经把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送餐员，给消费者的赔付是从外卖小哥那里扣的，就直接造成了劳动者们的对立。用齐美尔的话说：“人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成了一粒小小的灰尘。”——这就是“社会技术机制”（social-technological mechanism）对于“人”的降低和削弱。

另一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相比于人们本应存在的“初级接触”，大城市中人们的关系变为了“次级接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为了交往本身，而“别人”只是作为了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这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人变成了工具。

类似的例子我以前也举过很多：在生产中很多人对于同事就知道个微信昵称，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在消费中，与服务员、外卖员、快递员等，非但不会产生共同体共情，而更多的都是对立情绪；在生活中，很多群租房的年轻人之间毫无交流，共住一个屋檐之下仅仅是公用洗手间和厨房的关系，微信群里唯一说话的时候就是要分摊水电费了——先发生了金钱的关系，才有了人与人的联结。

这些就是我在之前多篇文章中探讨的“异化”问题。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好——因为这些现象会带来人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来到了一线城市我们的生活都非常的“丰富多彩”，很多人离不开的原因也是因为“家乡太寂寞”或者发达国家“好山好水好无聊”。不过齐美尔指出，大都市反而是对于多元的抹杀——“大城市是超越于一切个的文明的舞台”。在资本的规范中，个不被允许，“雄伟舒适的公寓建筑、集中的生活方式和明确的规章制度，都说明大城市充满着具体的无个特点的思想。”这种无个的状态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的行动、兴趣、时间的度过以及意识都被潜移默化的规范着。齐美尔对于这种现象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我们被放进河中漂流，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

基于这种社会现象，总体都市主义的出发点就在于：城市景观时代人与人之间心灵、精神层面的链接被强大的外物强行割裂了。工厂、商业街、博览区、观光区的一个副作用是把人们原子化，人和人之间逐渐分离、疏远——以购物中心为例，人们之间的关系被消费主义规训的空间异化与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了空间的附属物。最关键的，人们一起走向街头进行集体反抗和斗争的可能在客观上逐渐被消解了。加里·布里奇与索菲·沃森合著的《城市概论》中指出：“城市完全是一台高消耗的资本主义机器，一个高级策略的空间，同时它又是一个附属空间，是存在偶然的价值体，让我们可以审视整个统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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