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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兴中(前行中的那盏灯作文)
温州,市长,模式钱兴中(前行中的那盏灯作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温州改革开放前的情况，带有中国落后地区的普遍特点，温州路子对中西部发展有借鉴意义。温州改革开放以前可以说是沿海地区的“西部”，客观条件是“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可利用资源少，国家投资少，交通条件差。在这样的地方如何较快发展经济，温州被称为找到了“最低有效启动点”。
——温州最大的优势是富有“自主意识、创业精神、创新思维、负重品格、风险观念、经商能力”的温州人。西部发展要“以人为本”，要把发展民营企业作为大开发的重头戏。——温州企业以中小企业见多，理论上说没有规模优势。但温州通过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把中小企业连接起来，形成了块状经济，形成了区域的规模效益，既有“小”的活力，又有“大”的实力。——市场经济是商品流通的经济，是要素流动的经济。人的流动促进了商品、要素的持续、多向的流动。地方不要怕人员外流。流出去人员、商品，带回来的是信息、技术、订单。可以不夸张地说，《经济日报》“东人西行记”既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系列报道，也是“温州模式”的一组系列宣传。
五、钱兴中先生出席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并发表演讲按时间顺序，现在追记“温州模式”走向世界的第二件大事。时间到了2007年下半年，其时，我“下海”离开温州已有七年，钱兴中市长也离开温州多年了。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前夕，“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中的典型意义，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H.Coase)教授倡议发起，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商学院、科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定于2008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这次研讨会十分重视温州改革的经验，通过国内一位经济学家找到我，希望我联系原市长钱兴中参加研讨会，他还转交了一份致钱兴中市长的《意向邀请函》，其中写道：“会议发起人诚邀您为会议撰写一篇文章。据我们了解，您在温州当职的十年，正是温州经济飞速发展的十年。您是当时很多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见证者。由于您所处的特殊位置，对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经历必然有着不同于旁人的观察角度，也有着超过旁观者的敏感和思考。因而我们深信您对‘温州模式’有着独特和深刻的见解。”
当我认真阅读了《意向邀请函》后，深感这是一个规格很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全世界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学者、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具体决策的官员和著名企业家，共聚一堂，深入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过程和具体经验，以求对经济科学做出独特贡献。科斯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Robert Mundell)、贝克尔(Gary Becker)、诺思(Douglas North)等许多世界一流经济学家都将与会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
为此，我及时向钱市长报告，他表示同意参加。我们随即讨论拟提交的论文提纲。虽然我“投笔从商”多年，但出于钱市长对我的信任和我们之间曾经的默契，我成为论文的起草人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我本人也受到邀请，后来向研讨会提交了一篇书面交流文章《民营企业的新跨越新提高——以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此按下不表。按照钱市长意见，论文以《从中国·温州的改革实践论地方的职能定位》为题，主要阐述三个问题：一是温州发展的历史和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二是温州地方职能转变的历程；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的主要职能。
拟定的提纲交给代为审稿的国内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人，他们很快回复：“该提纲我给好几个经济学者看过，他们认为是一个好题目。写成好的论文，希望集中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温州能够率先进行改革或职能转变？改革之前温州职能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
2.是什么内在激励因素促进改革自身职能？主要负责人的动机是什么？
3.温州民营企业为什么能够迅速发展？是什么特殊的资源、文化、制度条件促成了“温州模式”？
4.希望以具体的案例来说明问题，最好从故事里抽象出一些理论观点。”
根据这个要求，经过一个多月准备，我们提交了论文，一次通过。
钱兴中先生出席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
“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于2008年7月中旬在芝加哥大学举行，大会共五天，其中一天安排“中国官员代表讲述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所起的作用”，钱市长同深圳、长沙等市领导分别发表了演讲，他讲了三个部分，主要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了经济学家提出的上述四个问题。钱市长带去了他发明的“大车-道路理论”，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极大兴趣和赞誉：“温州经济的主要特色由民营企业、市场机制、区域规模、人本经济和有效这样五个有机联系的方面所构成。其中，民营企业、市场机制是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温州人是温州经济的‘拉车人’，则担任了‘建道路’、‘管交通’的角色。”他进一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做和需要做的，主要也就是‘建道路’、‘管交通’。这里的‘建道路’主要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如搞好宏观调控，建设基础设施，保护个人产权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这里的‘管交通’主要就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则运作，协调经济利益，保护生态环境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明确自己的有限边界，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够解决，就应该放手让市场和民间的力量去解决，不必事事躬亲，处处干预，更不必越俎代庖。”科斯教授的助手、一位华裔经济学家对此评价说，很形象很新鲜，真是一语中的。
前面说到这次研讨会对“温州模式”特别重视，这从参加会议与“温州模式”相关的代表也得到证明，除了钱市长，还有“温州模式”研究著名专家张仁寿、马津龙，温州开元集团董事长李跃胜和我，加上对“温州模式”研究有很大贡献的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阵容真是不小的。马津龙也同时在大会作了有关“温州模式”的专题演讲。在当天大会讨论环节，大家全“押”上去了，围绕温州经济改革轮番发言，那一天几乎成了“‘温州模式’讨论日”。次日中午，科斯教授还特地抽出时间，专门请钱市长等上述六位代表共进午餐，并非常友好地进行深入交谈。
科斯教授是西方经济学界众多大师级人物中最有中国情怀的。他为什么有如此深厚的中国情结？在这次研讨会上，这位经济学大师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许多美好的想像。可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非常地缓慢，中国在世界上落后了。他一直在想，中国怎么就会落后了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对世界经济，也会对经济学理论产生重大创新。”其时，科斯已是98岁高龄的老人，他在研讨会闭幕词中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一个将要长眠(long sleep)的人。但是，每当我想到你们(中国)还在继续努力做着的事，我就会非常的高兴，衷心地祝福你们。“为中国奋斗，也就是为世界奋斗！”由此可见，科斯一直在关注中国，并通过各种资料、书籍及其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也在用心地思考研究着中国经济的变革。这应该也是他之所以重视温州改革经验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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