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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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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很多朋友想了解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些资料信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与国际货币体系相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在‘尼克松冲击’之后，我们是否还会面对‘拜登冲击’？”

在为即将出版的高海红教授新著《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一书所作的序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抛出上述疑问。在他看来，“如果以往的经济理论还有存在价值，我们就不能不对美国的极度扩张财政政策和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冲击深感忧虑。”

在回顾、梳理了自18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沿革之后，余永定剖析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指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特征是美元本位，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信用由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弊端显现，存在通货紧缩倾向、不平等和不稳定三大缺陷，其背后的根源是：作为一种国别货币的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

就中国而言，余永定强调，中国不仅需要在现存体系中趋利避害，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海红2021年新著《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所做序言，原文经编辑后收录于《新金融评论》工作论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受版面所限，本文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全文。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中国的定位

——评《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

文 | 余永定

高海红教授是“60后”国际金融专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创建人，一直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国际金融研究的领物。我与高海红教授共事26年，经常同她探讨国际金融问题。高海红教授概念清楚、思维缜密、视野开阔，在同她的学术交流中我受益良多。高海红教授严谨治学和低调谦虚受到学界同侪的广泛好评。

高海红教授的新著《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是她长期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总结与概括。该书内容包括了中国学界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讨论过的与国际货币体系相关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由于我们是长期合作者，我十分认同她在书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如果有什么分歧的话，很可能是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更极端一些，而她则坚持一种更为平衡的立场。

中国的开放过程很大程度是加入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接受者而不是建立者或改革者。但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一方面，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美元外汇储备国（有时被日本超过）、世界最大债权国之一（2019年拥有24.5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第三大股东；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长足进步，人民币成为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的第三大构成货币。中国有权要求国际货币体系能够更多倾听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尽管美元始终是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位货币，美国却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特朗普执政时期所实施的政策更是公然打出“美国第一”的旗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必然会动摇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如果以往的经济理论还有存在价值，我们就不能不对美国的极度扩张财政政策和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冲击深感忧虑。在“尼克松冲击”之后，我们是否还会面对“拜登冲击”？

改革开放之前，无论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何种动荡，中国基本上不会受到严重冲击。现在，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最重要参与者之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任何动荡和变革都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造成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中国不仅需要在现存体系中趋利避害，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金融学者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沿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可供选择的改革路径已经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尽快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应对预案和中国自己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和路线图。我相信，高海红教授的新作将对这一努力做出重要贡献。

国际货币体系沿革：从金本位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必须能够行使两大功能:提供足够的国际流动(liquidity)和调整（adjustment）国际收支平衡。而为了能够行使这两大功能，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必须首先回答三个基本问题：选择什么货币作为本位（standard)、如何决定汇率以及如何管理资本的跨境流动。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定义了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本位制

18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货币体系以黄金为本位。在金本位下，一国货币和黄金按货币的法定含金量自由兑换，黄金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一国黄金产量和贸易盈亏决定黄金储备量（存量），而后者则决定该国货币发行量。换言之，在金本位下，货币发行量存在由黄金储备量决定的上限和下限。在金本位时期，英国在绝大多数年份保持贸易逆差。但由于投资收入始终是顺差，直到1930年代之前，大英帝国一直都是经常项目顺差国。由于黄金储备充足，英镑成为金本位下的主要国际支付手段，英格兰银行成为世界的银行。当时的金本位制实际上也是英镑本位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暂时中止实行金本位。按英镑和美元的法定含金量，战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1英镑兑换4.86美元。由于战争期间英国通胀严重,而美国的通胀较轻，战争接近尾声时，英国让英镑对美元贬值到1英镑兑换4.7美元。1920年外汇管制解除之后，英镑对美元贬值到1英镑兑换3.44美元。在战后一心希望恢复金本位的英国实行了货币紧缩政策。在战后的两年之间，英国信贷增速下降了20%，物价下降了34%。1922年，在付出失业率高达14%的代价后，英镑对美元汇率回升到1英镑兑换4.61美元。1925年丘吉尔宣布恢复金本位，同时让英镑对美元汇率保持在战前的1英镑兑换4.86的水平上。

理论上，金本位具有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遏制通胀或通缩的自动调节机制。例如，如果国家A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导致物价上涨，相对物价稳定的国家B，A对B出现经常项目逆差，黄金由A流入B。为保证金本位要求的货币兑换黄金比率不变，A必须紧缩货币供应，而B则可以增加货币供应。其结果是：A物价下降、出口增加；B物价上涨、进口增加。这个调整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国际收支恢复平衡。在此过程中，A的通货膨胀被输出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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