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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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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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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在二战结束后得以确立，至1973年前后出现转折，开始走向衰落。美国霸权的衰落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具体表现为制造业竞争力和GDP份额的下降。

文｜邵宇 陈达飞

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与“大萧条”有一定的相似。经济方面是长期停滞，这个概念由阿尔文·汉森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被用来描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低迷状况。萨默斯借用其来描述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状况，并且人口因素都是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方面，是旧秩序的终结和逆全球化的开始，上一次全球化的转折点是1913年，大萧条期间陷入低谷，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建立新秩序，这一次的转折点是2008年，目前仍处在重构之中；国际政治格局方面，是霸权解体危机，世界将临“金德尔博格陷阱”。或者说，经济停滞和逆全球化，以及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冲突，如战争和贸易战等，都是霸权解体危机的表现。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

一战之后，经历短暂调整期，世界经济开始复苏，1925年后进入高涨期。一般认为，1929年是大萧条的起点，但在此之前，部分国家就已经进入衰退。1929年之后，始于美股崩溃，世界进入长达10年的大萧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离一战结束仅20年。所以，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也被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二战后，世界分为民主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阵营在经济上经历了“黄金时代”，而以前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经济则毫无起色。

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经由巴黎和会最终确定，战胜国与战败国签订了《凡尔赛合约》。合约违背了初心，转而变成了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协议。

作为英国谈判代表中的一员，凯恩斯在《合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巴黎和会以及合约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述。他认为，《凡尔赛合约》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协议，主要反映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意志，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的精神被遗失殆尽。凯恩斯做了非常精准的预测，认为注定是一个“迦太基式的和平”。为了生存，德国必定会反抗，战胜国并不会在压榨中获得持久的好处。历史不幸被凯恩斯言中。

二战后，世界并未重蹈覆辙。二战后世界秩序之所以与一战后显著不同，搪塞地说法是吸收了历史的教训。比如，一战后，官方建立的多边机构要么不存在，要么就形同虚设，而二战后则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重要机构，它们是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推动者。再比如，一战后未被采纳的观点和计划开始受到重视，如凯恩斯在《合约的经济后果》中的倡议及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等。但我们认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确立了绝对霸权，承担了战后重建的责任，也有能力推动共识的形成。因为，合作共赢的道理，并不是二战之后才被掌握的。美国的霸权地位有助于达成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均衡，避免了出于利己动机而出现的合成谬误。

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均衡

一战后与二战后不同的国际秩序正好对应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均衡，一战对应的是较差的均衡，二战对应的是较好的均衡。如图1所示，一战后，战胜国有合作和制裁两个策略，战败国的两个策略分别是合作与反抗。在四个组合中，理想中的结果是左上角的（合作，合作），战胜国与战败国合作共赢，但现实中的结果却是右下角——（制裁，反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凡尔赛合约》是每个参与者从利己的动机出发而达成的一项战胜国剥削战败国的合约，这在德国国内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直到大萧条的爆发和希特勒上台，恶果才体现出来，这又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初期，德国和日本经济几乎全线崩溃，直到1950年前后，才恢复到1945年的水平。如果不是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会显著放慢。美国帮助欧洲和日本，同样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但与一战后不同的是，二战后的均衡是共赢。

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要想实现左上角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均衡，常见的情形是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双方都选择针锋相对的策略，这方面与一战后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另一种情形是双方实力不对称，一方占优势地位，能发出可信的威胁，从而有助于实现合作均衡。这是一战后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不同之处。二战后，美国已经牢牢地确立了霸权地位，故其威胁是可信的。更何况，通过《租借法案》，英国已经失去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空间。

“霸权稳定论”与命运共同体

“霸权稳定论”是一个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它指出，当存在霸权国家时，国际体系更有可能保持稳定，合作共赢会成为主要基调。反之，霸权的衰落或解体，就会使世界陷入失序的状态。如果世界范围内的合作越来越难；如果小团体的合作越来越多；如果霸权国家必须靠兑现威胁才有可能促成合作；那就足以反映霸权国家正在衰落，直到新的霸权出现，或者旧霸权完成重建，世界才会再次进入合作博弈均衡。美国毫无疑问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军事，但它制定规则的能力与二战后初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而这种被弱化的霸权将不足以促成合作。

霸权并不仅仅只有压迫与被压迫的含义，也有合作共赢的一面。前者表现为能量从外围国向中心国集中，后者则相反。由于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不同的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大英帝国建立的殖民秩序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即使后来殖民地获得了独立，但其令人担忧的发展状况与殖民者的剥夺有密切关系。与之相反的是，二战后美国建立的民主国家阵营，美国、欧洲和日本共同分享了近30年的“黄金时期”，这正是邓小平感叹与美国搞好关系就能发展好的背景，并因此选择“脱苏入美”。

霸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和综合的。归根到底，霸权国家选择合作还是冲突的策略取决于成本收益核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霸权地位是否稳固。一般而言，霸权越稳固，越有可能实现合作。

以贸易为例，在一个简化的两个国家和十个产业的模型中，当大国所占份额超过70%，小国所占份额不足30%的时候，大国会牺牲份额，以促成与小国的合作。因为合作有助于把蛋糕做大，即使份额减少了，总福利仍然是增加的，故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但是，当大国所占份额在30%－70%之间的时候，合作就会转变为冲突。这是因为，对大国而言，做大蛋糕的收益小于份额缩小的损失（图2）。这个模型的现实含义是，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会从互惠变为冲突。

在左右两个区间，霸权国家与后发国家是命运共同体，但在中间区域，随着霸权的解体，冲突或不可避免。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是美国的自利行为，不仅阻隔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还扩大了美国的外需。到20世纪80年代，日韩开始在汽车、家电和半导体等行业对美国形成冲击，合作便转化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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