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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简介(资料简历介绍)
顾炎武,昆山,经学顾炎武简介(资料简历介绍)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经学济理学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0,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同上)。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同-,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同上)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汪中也曾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国朝六儒颂》)顾炎武成为开启一代汉学的先导。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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