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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简介(资料简历介绍)
捻军,曾国藩,太平军李鸿章简介(资料简历介绍)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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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号少荃、仪叟,别名李中堂、章桐,晚清重臣,曾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封爵一等肃毅侯。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李鸿章在职期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洋务运动,积极倡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最终却不得不以外交代表身份签署《越南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在签完《辛丑条约》后吐血不已,最终病死,谥号文忠,追赠太傅。
1896年法国《小日报》刊登李鸿章画像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23年(道光3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磨店乡。父亲李文安,母亲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鸿章排行0,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谱名章铜。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1840年,中秀才入学。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1844年(道光24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同年与周氏完婚。1845年(道光2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
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1847年(道光27年)中进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1850年(道光30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湘军幕僚
1853年(咸丰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5月首次与太平军交战于和州裕溪口。
次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1855年(咸丰5年)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1856年(咸丰6年)9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1857年(咸丰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次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充当幕僚。1859年(咸丰9年)12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刚刚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1860年(咸丰十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