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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畲简介(资料简历介绍)

道光,咸丰,福州徐继畲简介(资料简历介绍)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生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是一位爱国者，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学、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任过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徐继畲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师，。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道光六年（1826年）中进土，十年（1830年）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补陕西监察御使，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广西省浔州府知府。从此他青云直上，历任福建延津道、订漳龙道、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职。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后曾多次署理闽浙总督，咸丰元年（1851年）因被人诬告，革职回京，降补太仆寺少卿。咸丰二年，徐继畲再次被人诬告，彻底落职归里。咸丰六年他被平遥超山书院董事会特聘为书院山长，于教业之余，倾心写诗作文、从事学术研究。同治四年（1865年），徐继畲被重新起用，命参通商事务，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共管理同文馆，八年（1869年）三月以老病告归，十二年（1873年）卒于家。
　　徐继畲体恤民情，为官清廉。由于他接受过扎实的儒家教育，“民为贵”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曾说：“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任何伤害百姓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他对当时官场上的-腐化之风深恶痛绝，始终坚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说：“弟虽外任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产”，“在平遥馆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薄产，折变殆尽。”竟到了贫困潦倒的境地。在清代后期的官吏中，象徐继畲这般清廉的，虽不能说没有，但实在很少。
　　徐继畲是位爱国的官吏，他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著有《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乃“唯利是图”。在如何禁烟问题上，徐继畲主张严禁，他指责把“英夷为寇，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他提出的惩治之法是“先贵而后践，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他主张既要禁止鸦片贸易，又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籍口。在当时国力十分虚弱，无力抵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徐继畲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保卫民族利益，徐继畲坚决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闽边骚动。七月徐继畲调晋江漳龙道。时厦门告急，徐继畲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敌知有备，未敢侵扰徐继畲防守的地区。第二年（1841年）七月，英军强占厦门，他督兵勇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曾与城门共存亡。徐继畲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表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八月，浙江定海、镇海等地接连失败，徐继畲亲眼目睹了清军的惨败，他总结失败的直接原因时说：“我之官兵则承乎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又慨然长叹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其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畲升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他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认为“有备无患，唯在先事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于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强险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继畲“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密行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畲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福州发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于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徐继畲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词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便出现了绅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入看到公启后、要求徐继畲保护。徐继畲将计就计，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发生外交上的冲突，又能设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为此，他一方面设法劝阻百姓不找英人就医，一方面阻止匠人不为英人修复已破旧漏雨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养病在籍的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对徐继畲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根据福州绅士们的意见，多次上 书弹劾徐继畲，咸丰帝根据两广总省徐广缙的调查，最后以徐继畲“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理由将徐继畲革职并召回北京。
　　前已论及，徐继畲是一位敢于抵抗英国侵略的爱国者，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基于对英国情况的详细了解，也基于对福州民情了解，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酿成大的外交冲突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有些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学述著述，却把徐继畲的此举说成是不敢开罪洋人的妥协行为，这是慎得商榷的。福州绅民对外国人持有敌视情绪，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以“华夷之辨”的观念来处理当时的外交，并不一定能达到保卫国家利益的目的。
　　在徐继畲的著述生涯中，《瀛环志略》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继畲晋京升见。道光皇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对，道光皇帝遂责成他纂书进呈。徐继畲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公余著述。《瀛环志略》初名《舆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稿完成，改名为《瀛环考略》。其后，他继续采寻西人杂说，询问西方官员，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初版），补充疏漏，使《瀛环考略》日臻完备，定名为《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刻于福建抚署。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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