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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行知,学校,社会陶行知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发达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
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因为他认识到学市政只能做官，不能救国。
1917年毕业后，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踏上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神圣之路。他在归国时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今后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陶行知 - 实践理想
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极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反对鼓吹“劳心者治人”而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良传统。他虽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却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并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
为了实践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还改地名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陶行知 - 斗争
针对蒋介石以“剿匪”之名进攻苏区，陶行知在《申报》连发时评称：“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申报禁止邮递”
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时，也时刻关注社会上的政治运动。1930年春，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举行游行示威。时值蒋冯大战，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蒋介石断定晓庄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通缉解除，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在沪期间，陶行知经黄炎培举荐被聘任为国内有名的《申报》的顾问，曾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当时，蒋介石以“剿共”之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陶行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语惊天下地指出：“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蒋介石大发雷霆，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为申报馆的生存计，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蒋介石方解除禁令。
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陶行知正出访国外。沈钧儒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面对外患日深和国内的黑暗统治，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担任了救国会的“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途经香港时，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宣言震动国内外，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出访期间，国内发生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七君子事件”，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缉。沈钧儒后来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后，听说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对象，他马上表示“我等着第三枪”，并给育才师生致信：“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在争取民主并为群众争取教育权利的长期奋斗中，陶行知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在思想日益一致的基础上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出访欧洲期间，陶行知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赋诗曰：“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在下”。他在重庆主办育才学校时，又邀请邓颖超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三个月后传来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陶行知闻讯异常激愤，到处演讲谴责。当社会上传说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当即毅然表示：“我等着第三枪！”他还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发出“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的铮铮誓言。
周恩来赶到之时，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在发给延安的电文中，周恩来称陶行知“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去世。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不过，听说蒋介石得知这一眼中钉除去曾窃喜不已。去世当日下午，周恩来便向延安发电评价：“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时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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