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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王稼祥,总政治部,中央王稼祥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

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

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

王稼祥于30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很快就担任重要职务。一些人曾认为他是坚决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其实，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从。

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感到莫斯科来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于是，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当时，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怀念当初毛泽东指挥时的胜利局面，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敌军追兵一时还未跟上，部队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成为指挥红军的三人小组成员。到了险要难行的路段，他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硬是支撑着下来自己走――爬雪山时，他就是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走过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回忆，每天大家到了宿营地很久后，王稼祥的担架才能跟上来。在没有止痛药和只能靠盐水消毒的情况下，他能到达陕北并一路上坚持工作，这真需要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

推举邓小平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被撤职、批斗后，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知道后，很生气，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贺昌、罗荣桓同志都认为王稼祥的意见很好，表示赞同。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听说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u2018江西罗明路线u2019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

王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u2018江西罗明路线u2019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我看邓小平同志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气冲冲地说：“埋没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没有答复。眼看当前战事紧张，总政工作十分缺人，王稼祥十分着急，于是从病床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给博古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接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定了吗？我等着他来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地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党的“智囊”

在党的历史上，王稼祥在职务上几次起落。30年代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1945年召开“七大”时，一些代表对他有意见，经毛泽东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过去的下级成了他的领导，仍兢兢业业地工作。

他于“八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职务。但是王稼祥没有消沉，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景特别是国际处境潜心研究。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稼祥一向不好玩，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王稼祥当年提出的一些见解，使人很久后还有振聋发聩之感。如在各国共产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些原则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时写入了报告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王稼祥则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60年代，我国自己节衣缩食援助某些国家时，他又预言结果将是不利的。虽然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是经过历史风雨的检验，今人不仅佩服其真知灼见，更敬重他能独立思考并敢于畅言的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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