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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史学,的人,历史傅斯年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26年10月，傅斯年应聘为中山大学教授、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1928年积极筹划并负责创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在傅斯年五十岁那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1946），坚持反对任用过去曾在汪精卫政权担任教授的人。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国民政府迁台后，他又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钱，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他是敢在蒋中正面前很从容地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胡适是蒋的“诤友”。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爆发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1950年5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的咨询时过度激动，因脑溢血而瘁逝，得年55岁。当时有郭大炮（郭国基）骂死傅大炮的说法。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大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 - 学术贡献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 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 《东北史纲》（第一卷）、 《性命古训辨证》 、《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 《夷夏东西说》、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 - 人物影响

傅斯年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以他的学术、为人，特别是独特的性格，成为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人。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为地处两岸，他又未及下寿而英年早逝，于是渐渐淡出于内地学术界，甚至有些后起的文史学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来傅斯年似乎重新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全集、传记、各种专门性论文的相继问世以及多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等，均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学者。综观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

傅斯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爱国，组织社会各界，讨论“书生何以报国”的严肃论题，强化民族意识。他更联合一些学者赶写《东北史纲》 ，充分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其部分内容曾由另一位学者李济译成英文，递交国联调查团，受到应有的重视。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地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的论文。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他毫不矜持，豪饮闹市，与民众同在街头载歌载舞，共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而这种感情意识对反击当前海内外形形色色否定民族意识的谬论，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第二，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教育家和学者。

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读和著述为业，主持过中研院、史语所、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领导工作，同时承担着繁重的课题，又笔耕不辍地研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著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他领导安阳考古大发掘的工作，不仅为发掘工作扫清大量障碍，还为发掘工作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他还抢救和整理了行将散失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遗存了大量参考资料。20世纪初期，中国四大文献的发现，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实为功不可没。他对办教育有其独到的见解，“九?一八事变”后，他走出书斋，以身教带动学生，还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他曾重点探讨学校教育问题，接连写出《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和《再谈教育问题》等文章以针砭时弊。1949年，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面对众说纷纭，杂言四起的状况，他就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陋规进行改革和探讨，并写出《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之解释》、《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等针对大学教育制度的论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议会对议员质询台大有关问题而进行论辩时，特别强调大学招生必须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录取水平的意见，由于慷慨陈词，情绪激昂而倒在讲台下，以身殉教育，成为壮志未酬的殉道者。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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