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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台湾,原住民,民歌胡德夫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胡德夫（1950年11月10日－，Kimbo是“德夫”的日语发音），自称自己是台东卑排族人，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在家中排行第5。胡德夫被媒体誉为“台湾民歌之父”。2005年4月他出版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流行音乐百佳专辑（1993年至2005年）第2名。随后他出版的作品《太平洋的风》获2006年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2018年5月20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音乐会。,

人物简介

11岁前，台东大武山放牛的小孩。

12～18岁，淡江中学。

18～20岁，台大外文系肄业。开始筹划提倡“唱自己的歌”的“校园民歌”运动。

1972～1976年，与杨弦、李双泽等人推动“民歌运动”。

1982年，党外编联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召集人。

1984年，领导创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任一、二届会长。

1999～2000年，参加“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队”。

在1970年代，就读于台大外文系时期，胡德夫已是台湾知名的民歌手，旋后不断的持续于各地演唱及发表其创作。

1980年参与创立原住民权益促进会，担任创会会长，发动“还我土地”大游行。又在历经原住民权利促进，海山媒矿及九二一大地震的灾难里，目睹原住民在社会边缘角落之悲情与苦痛，全力创作以原住民悲苦奋斗，希望之歌曲以文字叙述，歌声表达，唱出悲哀及奋起的决心。海山媒矿灾变，目睹同胞受难遗骸，创作《为什么》。此后，参兴原住民运动不遗余力，并以《美丽的稻穗》、《大武山美丽妈妈》等歌曲演唱与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于北区原住民学生营队中发表“最遥远的路”，激励年轻原住民学生。

1990之后，胡德夫于黑名单工作室制作之《摇篮曲》中发表“不不歌”等，致力于卑南、排湾、阿美族等族群传统歌谣之采集与学习，钻研“HayYangBlues”的创作方向。

演艺经历

50年前，台湾屏东大武山的卑南族小朋友胡德夫刚上小学。他爱哼哼父辈们常唱的卑南族民歌。但每当他开口唱歌，总会遭到老师无情的打击――“你唱的不是音乐！” 老师不止打击他，还打击他的爸爸妈妈。他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现在经常自称“卑排族”的由来。当地原住民热爱歌唱，除了胡德夫，还出过张惠妹。但在当时，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想唱自己的歌都不容易。胡德夫对那时的教室留下这样的印象：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给爸爸妈妈上课――老师每晚把族群中的成年人拉到一起，让他们学国语、学音阶。黑板上画着“哆来咪”的音阶，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他们―― “那时候有谱的东西才算音乐”，老师们从来不认为这些成年学生们其实是天生的世界级歌手。“老师还要打分，还有人不及格”，这种音乐给胡德夫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他对“有谱的歌曲”产生了长达一生的抵触：“1980年代，有唱片公司想让我谱曲，找人帮我填词，一首歌给我2万元，我就是写不出来，我的歌就是没谱。” 但胡德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唱歌。在教会学校淡江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唱诗班――那里对学生唱什么管得没那么严。一直到1970年代，除了万沙浪在歌厅闯出了一点小名气，原住民民歌在台湾的发展一直不顺利。

1970年，胡德夫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进大学，他就爱上了英国民谣和西洋音乐。当时，他的父亲准备开刀动手术。为了给父亲凑手术费，胡德夫四处找地方赚钱。恰好万沙浪服完兵役，重返歌坛，要在六福客栈酒吧重组乐队，需要一个合音的人。驻唱六福客栈几个月后，万沙浪凭《风从哪里来》一夜成名，成名的概念是，歌手一般一个月赚3000元，万沙浪赚3万元。胡德夫回忆说。万沙浪成名后，不继续弹唱，乐队正式解散，胡德夫得再找工作。

其实他已有了两份工作：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周五晚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后来，他得到第三份工作―――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这三份工作加起来，月收入约3000元，刚好够他父亲10天的医疗费。咖啡厅请人每周一三五唱拉丁歌曲，反响不错，这个唱拉丁歌曲的也认识胡德夫，就推荐他每周二四六晚上来唱。没有人竞争，胡德夫顺利地拿到这份工作―――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美军电台常播的英文歌。来喝咖啡的人很多，来听歌的艺术家更多，“洪小乔在整理歌谱，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张杰在画荷花，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那时包括胡德夫在内，都是学生。

“唱自己的歌。”这句话让胡德夫深深体认自己的族群文化，自14岁自台东赴台北读书开始，胡德夫兴起创作的欲望，从早期的1974年《牛背上的小孩》、1977年《枫叶》、1978年《匆匆》，并于1984年发表一曲《最最遥远的路》鼓励青年学子重视自己的部落与家园，之后更有《为什么》、《大武山美丽的妈妈》、《飞云.云豹.台北盆地》、《Standingonmyland》、《太平洋的风》、《最后的猎人》…等融合许多原住民的歌谣及祖先流传的故事，胡德夫也将山谷的回音，海浪的澎湃，草原的风，全都纳入歌曲的旋律当中。

身兼三职的生活过了差不多5年，胡德夫认识了李双泽―――跟他同岁的美术系学生。李双泽和胡德夫一见如故，他劝胡德夫少唱英文歌，多唱卑南族自己的歌。

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越唱越火，电视台也赶来对他进行了报道。当时台湾只有几个电视频道，胡德夫顿时变得家喻户晓：“我到西门町逛街，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

1977年是胡德夫一生最富的一段时间。那时，李双泽去了国外，胡德夫也从咖啡厅转战到餐厅。当时高档餐厅的经理月薪是7000新台币，胡德夫一月至少能挣7万新台币。在唱片工业还没形成，现场演出是歌手主要谋生手段的年代，胡德夫得到的待遇算是顶级了。

李双泽回来后，胡德夫没有告诉他自己有多郁闷：“身边的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种郁闷持续到1977年9月10日―――李双泽去世。“

李双泽死后，胡德夫彻底脱离了流行音乐，抛弃了富足的生活，加入到李双泽的师妹杨祖�B“关怀台湾雏妓”的社会活动中，为被卖到城市当雏妓的原住民女孩募捐。这个杨祖�B，也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她是第一个得到官方许可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1980年代蓬勃高涨的民主运动让胡德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创立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为原住民寻求权益―――民谣一半成了运动的目的，一半成了手段。

1984年，民主运动告一段落，台湾经济蓬勃，再之后，卡拉OK热潮从日本刮到台湾，年轻人有了太多选择，台湾民谣到达最低潮。但在胡德夫看来，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运动之后，我发现我的家庭已经破碎了。”

其实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到“体制内工作”――当时台湾政府为了笼络运动领袖，给他们安排了各种“休闲工作”。分派给胡德夫的，是到县市管原住民登记。“我跟他们说我不去，让那些学这些的人去吧。”骨气并没有给胡德夫带来任何好处，他的脊椎和脑部旧伤复发，得了脊椎炎，脊背上长了严重的骨刺，每走一步都要靠四角拐杖支撑，甚至医生都不敢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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