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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任弼时,中央,中共中央任弼时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19年春 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即长郡联立中学）第二十五班就读。本年 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运动中受长郡中学学生爱国会的聘请，课余担任“贫民半日学校”二、四、七班的音乐课教员。

1920年8月 参加毛泽东等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首批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任弼时 - 政治生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湖南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于乡村教师家庭。曾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底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4年秋回国，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任教于上海大学。1925年1月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组织部主任。积极领导青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同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0月任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月，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继任团中央总书记。同陈独秀右倾错误作斗争。国共合作破裂后，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与李维汉、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草《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等中央文件，为纠正盲动主义、复兴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被捕，受严刑折磨，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共长江局委员、武汉市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1年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2月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3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8月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会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1月底任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5年11月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同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0月任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

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同年11月赴苏联就医。1950年5月回国。同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时选集》。

任弼时 - 鞠躬尽瘁 英年早逝

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者王凡东平)一书，从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大夫和护士们的眼里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领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对待疾病的态度。现摘编部分如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是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突然病逝。 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作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医生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正因为如此，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他没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而只好在玉泉山通过收音机来听隆重盛典的实况转播。 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病情后，主动派了一个苏联医疗专家组到中国。苏联医疗专家们为任弼时做了认真的检查。在会诊的报告上，苏联医疗专家们写道：“……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因此，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任弼时于1949年12月初抵达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了20多天的治疗后，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到1950年春季，任弼时的健康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 身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别的领导人政务纷繁、旰食宵衣之际，自己却始终作为一个病号，成天与医生和药剂打交道，涉足范围不出病房和疗养院，内心十分苦恼。所以当他病情有所好转，便急切地要求回到祖国，与战友们一起分担繁忙的政务。 5月，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为任弼时做了全面检查，认为他在苏联的医治和疗养已显成效，可以回国适量地参与工作。5月28日，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到北京，他带回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体检报告。当时主管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傅连看了苏方的体检报告后，随即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拟写了一份有关任弼时病情的报告。 在初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遵照医生建议，每天只是在家“练习工作”，不过二至四小时。然而，眼见新中国诞生初期纷繁的工作头绪，战争、经济、内政、外交，各位领袖都比建国前更为忙碌的情景；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远东局势骤然紧张，任弼时再也无法安于自己置身事外的休养状态，马上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分担中央的部分工作。毛泽东见任弼时信后，即作批示：同意任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恢复工作后的任弼时，就根本无法把自己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四小时内，结果不久就又出现身体不适。9月、10月，是原定的休假时间，可当保健大夫们催促他休假时，他却提出等到12月再说。保健大夫们也奈何不得，只好依着他。这一年的10月1日，他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其他四位中央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检阅了三军将士及数十万游行群众，这使他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遗憾得到补偿。 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接连开会商议相关事宜，有时议题一说开就延续至次日凌晨。任弼时也出席了会议，而且不顾有关部门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时间就退席的约束，也参与议事拖到午夜。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再度受到严重伤害，潜伏下病情骤然加剧和突发的危机。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战役打响的前一天，任弼时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他召集有关人员谈论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事宜。入夜以后，他又翻看起秘书拿来的毛泽东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这一夜，他没能休息好，加之近一个时期的过度操劳和费神，使他次日拂晓即感到头疼和不适。 10月25日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住在保健委员会值班的力伯畏，突然听到电话铃响。电话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打来的，说任弼时今晨情况不太好。陈琮英打电话时，任弼时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类似早晨起床后感到头疼不适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力伯畏放下电话同傅连打了个招呼，就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任弼时家。 “我进屋看见任弼时，他还朝我抬了一下手，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可是他的手臂刚抬起来，马上就掉下来了，继而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就是高血压，就赶紧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的血压很高。我立即通过电话向傅连汇报，傅连马上就赶来了。”力伯畏回忆道。 傅连璋发现情况严重，马上请陪任弼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过来，同时邀请了几位中国的著名专家前来会诊。他们在任弼时的家中展开了抢救。 随着抢救时间的延续，医生们感觉到任弼时的生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傅连璋遂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任弼时病危的通报。通报说：“任弼时同志今早7时发生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230，脉搏100，大汗，病情严重……” 通报发出后，获悉此讯的一些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来到任弼时家看望。来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因为有公务在身，他了解了抢救的情况后，又匆匆离去。他走时对力伯畏说：“有新情况马上告我啊。” 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下，虽然苏联专家和中国的专家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还是未能将任弼时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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