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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特委,永新,井冈山王佐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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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1898――1930.2)原名王云辉,江西井冈山市下庄人。裁缝出身。协助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方机关和五大哨口。1930年被错杀。,
人物经历
关系危机
关于“袁文才、王佐与土匪关系”的讨论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上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
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u2018关于与土匪的关系u2019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一贯器重的党务工作者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紧张环境
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
这天,袁文才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屋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着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他正欲跨门而入,却本能地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反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激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看了下去。看完后,袁文才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留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袁文才与王佐一起商量对策。
几天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到砻市向特委书记邓乾元了袁文才的情况,邓乾元听后大为惊讶。
三天后,邓乾元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处理。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会上,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经过宛希先的反复劝解调停,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斗的领导。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二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以土籍人为主把持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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