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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康生,中央,中共中央康生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据说康生还送给刘少奇一面十四折扇面，两指间宽，竟用蝇头小楷誊抄了整整一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更为称奇的是，康生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他经常左右开弓，或竟用左手，故常以“康生左手” 落款。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准，康生也是相当自负的，据说他曾经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夹根木棍也比他写得强！”此言虽属狂语，但平心而论，与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书法确实显得俗媚了些。
不仅如此，康生还精鉴赏，通篆刻，擅绘画，他常用“鲁赤水”的名款作画，这三个字与齐白石的名字字字相对，似有与其争锋之意。
康生，其人虽废，其字流传。也许，中国书法史上要留下他的名字。
人物轶事
统一战线
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物件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提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推进中华民族反日运动，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等19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王明和康生当年一起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但他们日后的际遇却大不相同。
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
“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u2018叛徒u2019、u2018特务u2019、u2018内奸u2019，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泽东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u2018左u2019的一套。毛泽东说，康生这个人极u2018左u2019。在抢救运动中极u2018左u2019，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
1952年初，毛泽东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泽东。
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泽东住所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泽东，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身体怎样？康生说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
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u2018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u2019”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u2018感谢u2019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尘埃落定
1980年，其骨灰被赶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康生的骨灰盒还摆在中央的时候，仇恨之火呼地燃满胸膛。我们揭下盖在上面的党旗，见盒上早已满是唾沫和烧的烟痕，愤怒的人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头之恨呀！
康生罪迹
获毛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1960年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1960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 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泽东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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