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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瞿秋白,他的,的话瞿秋白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早年间,读过梁衡先生写的一篇关于瞿秋白的文章,叫《觅渡,觅渡,渡何处?》。又重新读过一遍,竟不能卒读。古人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梁衡先生把“革命家”、“文学家”等头衔箍在瞿秋白头上,我想他地下有知也不会同意的吧。于是,便不得不说一句:“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对于写作这篇文章,我有唐朝那个“苦恨年年压金线”的贫苦女子的那点自负: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此为缘起云尔。
多余的话
瞿秋白一生所创作的作品中,从开始就被人们记得,还被人们争论着的,无疑当属那篇《多余的话》了。“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句话不是还在的“小资”们的口中流传吗?
它曾经被认为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以便达到污蔑坚贞的共产党员瞿秋白同志的。首先是,国民党站出来说,瞿秋白的文笔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模仿得了的。后来,周恩来说他见过《多余的话》的手迹,确是出自瞿秋白之手。终于,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确是瞿秋白的遗书。
它又曾经被当作瞿秋白变节的口供。所以,在文革中,他的第二任妻子杨之华也遭到连累。
它又被人看作是瞿秋白顽强斗争的一生的历史记录,而且把瞿秋白奉为革命英雄。至少,梁衡先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瞿秋白却亲自说过:“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u2018钦佩u2019。”看来,梁先生的观点有些不妥。
其实,《多余的话》――当然,它并不多余,没有它,我们就根本不能认识真实的瞿秋白――就是瞿秋白“变节的口供”,也不是他“顽强斗争的一生的历史记录”,这只是瞿秋白对他身上存在着的挥之不去而且是愈来愈分明的一种疏离感的自白。
因为“可与知者言,难与不知者道”的缘故,所以人们对这篇文章至今还争论不休。
疏离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瞿秋白的这种疏离感并不是他在被捕之后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有的,我们简直可以用“源远流长”来形容。因为起始的时候,隐约难见,不免为人们所忽略,就是瞿秋白他自己,也许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吧。
早在一九二三年的八月,还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写了一篇叫做《新宇宙》的短文。这是一篇看似很简单的短文,因为里面只是翻译了德国女社会主义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监狱中写的《狱中书简》中的两篇。可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去惊奇地发现:在这篇短文中,罗莎·卢森堡在这两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竟然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达的观点惊人得相同。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当年瞿秋白选译这两封信绝不是偶然。
下面是罗莎·卢森堡写给她的女朋友的第一封信,来自瞿秋白的《新宇宙》:
苏纳池嘉(苏菲亚的小名,罗莎·卢森堡的女友),你知道吧?――我们欧战之后做什么?我们通到南边去。我知道你天天幻想和我同到意大利去旅行,这是你的心愿。我却想同你到郭尔斯(La Corse)去。这地方比意大利更好。你在那里简直可以忘掉欧洲。你想想:一个广阔古奥的远处,围着有棱有角的山峦丘陵,灰色的原野显露着,这下面蓬勃的橄榄桂栗。这种景物之上,俨然有非人间的寂静,――没有人声,没有鸟语,只有石涧和着岭风呜咽。即使偶然看见人,亦是和着四围环境恰恰相称的。忽然在山崖转角可以看见一群一群的家畜。郭尔斯人不像我们的农民,向来不成群结队的游行,而是同着家禽或家畜。前面总有一只狗,后面总有一群群的山羊或家鹿,驮着一袋袋的栗子,之后亦是大大的回教师傅,还有两只脚垂在一边,手里抱着小孩的女人,端端正正坐在他肩上。(注:“他”指谁?不可解。)女人坐得挺直,一动不动好像杉树似的。旁边短短胡须是男人一步一步大踏步的走着。两个人都默然不语。你可以鞠躬致敬,这是一种神圣的家庭。这种景象往往如此的深感动我,使我无意识之中要跪倒于此真正的美之前。那地方圣经和古世界还是活着。我们一定要同去,――我一人所曾经享受的,咱们同享一次。步行可以走尽全半岛;每天易地而宿,每早日起(注:疑为“每日早起”)。这种生活对着你微笑呵!我若能示你以这新宇宙,我多快活……
多看看书。你应当,而且你能够在精神上充分营养自己。你还非常之新鲜,非常之年青活泼。唔!信是写得完的。祝你安宁喜乐。
你的罗莎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莎·卢森堡对她周围的世界的疏离。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不是也说过相同的话吗?
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疏离,更主要的表现为一种要远离某个地方的疏离。罗莎·卢森堡要同着她的朋友到郭尔斯去,而瞿秋白要同着他的爱人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
除了这种在地理位置上的疏离感,他们对周围的人,甚至对他们的同志和他们的职业同样也有一种疏离感。在《新宇宙》中,罗莎·卢森堡的第二封信的这样说的:
你知道罢?――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真人,而是人形的鸟或兽。在园隅,田陇,露天之下,绿草之上,我觉得比在什么议会之中反有更“得其所哉”的感想。我对你是可以说的,你决不以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变节的朕兆。……然而我心灵上与我的蚱蜢反相亲近,与我的同志却要疏远。这亦不是像许多精神破产的政治家,只能在自然界里找着他们遁世退息之所。这正相反:――我在自然界之中刻刻看见许多残忍可恨令我心痛的现象。……然而
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不是又说过相同的话吗?他在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抄录如下:
当时(注: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
……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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