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谭嗣同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谭嗣同,浏阳,光绪谭嗣同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谭嗣同 - 救亡主张
中国在甲午之战中败于日，康有为主张“拒和”，谭嗣同则深知清政府无实力再战，因此希望迅速与日本达成和议。但当他得知议和的条款使中国的主权得到极大侵害时，又视签约的李鸿章为“众矢之的”“诚足恶矣”。谭嗣同似乎既反战又反和，其实他是责备主战者“不问所以战”、主和者“不察所以和”，主战者和主和者都“幸敌兵一旦不至，则谓长治久安，可以高枕无虑”，都抱有苟且偷安的消极态度。诚然，谭嗣同所设想的“救急”方案亦不足取，他提出把西藏、青海、新疆、内外蒙古等东部边疆之地分别售于英、俄两国，用售地之价偿还欠款和满足实施新政所需。显然，他的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其师欧阳中鹄也认为他的主张“绝hai”。谭嗣同虽然基本上反对依赖“以夷制夷”和与别国结盟，但当他认为中国之被瓜分不可避免时，又倾向于与英、俄结盟，称“不请别国保护，必无久持之理”。
谭嗣同在参与变法前一贯憎恶君权和官权，称“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并认为变法“无望于今之执政者”。从甲午战争之后到1898年朝廷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表示决心变法之前，谭嗣同只能依靠自己和少数志同道合的士绅来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他参与了《时务报》、《湘学报》、《湘报》的工作，支持过《算学报》，还一度筹划在南京开《矿报》，在武汉开《民听报》，从事变法宣传和思想启蒙，他还积极参与南学会 延年会等学会。为“开风气”“育人才”，他又参与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和浏阳算学馆。当时，他对社会大众怀有同情，但不寄予希望，相反，称反洋教、烧教堂、毁电线的群众为“亡国之民”，称因饥荒而抗捐抢粮的群众为“乱民”。由于他的许多活动都遭到守旧者的阻挠和反对，内部也意见分歧严重，几年的努力，收效甚微。这使谭嗣同异常烦闷，因此在朝廷表示决心变法，他本人受举荐受征召之后，在给妻子的信中用“绝处逢生”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当时，他改变憎恶君权的态度，认为可以“先以君权以移之”。他怀着一腔热血于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来到北京，投身于变法运动，农历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发生，他的主张仅实践了一个月，只能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来形容他的一生了。
谭嗣同的经济思想也是其救亡主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谭嗣同的思想体系中，除其救亡主张和生死观有较大特色外，其经济思想也较康、梁不同，而具有超前性。他认为中国要想独立富强，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必须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他提出:“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对封建小农意识、尤其是崇俭非乐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于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惜时观念和通商的提倡。
首先，谭嗣同反对崇俭非乐。他认为本无所谓奢俭，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他们命名，并教人们黜奢崇俭。其实，俭有天然之度，没必要刻意去尊崇它，俭之所以被尊崇，是封建统治者专制、以天下为私产的结果。说:“自俭之名立，然后君权日以尊，而货弃于地，亦相因之势然也。”，所以私天下者尚俭，公天下者尚奢。
谭嗣同是墨家思想的近代继承者，颇有“摩顶接踵而天下”的古道热肠。但他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出发，竟然推崇以消费促进货物滋生与流通的价值观念，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超前性。谭嗣同认为，过俭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会造成亡国。他指出:“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零，所与皆娄人也。己亦不能更有所取，且暗受其销铄。一传而后，产析而薄，食指加繁，有将转而被他人之剥削并吞，与所加乎人者无或异也。转辗相苦，转辗相累，驯至人人俭而人人贪，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如果仍然崇俭，“中国守此不变，不数十年，其醇其庞，其廉其俭，将有槁壤，饮黄泉，人皆饿殍，而人类灭亡之一日。”，谭嗣同认为，“奢之害止于一家，而利十百矣。他主张建学兴机器来开矿、耕田、代工、造纸、造糖。富裕的人可以开大机器厂，中富的人开分厂或附大厂，这样，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因此他还认为:“理财者甚勿言节流也，开源而已。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可见其批判崇俭黜奢是与重视刺激消费以广开财源来发展经济相联系的。
他还指出，一旦“君权废，民权兴，得从容谋，各遂其生，各均其利”，物产丰富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尚乐、尚奢。谭嗣同这种见解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空想和超前性，他的一些观点未免失之偏颇，并非完全正确;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与规律的。其次，谭嗣同在“仁”者求“通”的思想指导下，极力主张通商。他认为通商是仁的要求，不通商，不但道理上讲不通，情势也不允许。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距离，所以通商事业才得以发达。“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只有凭借通商，天下才能真正做到货畅其流。他主张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扩大对外的商业贸易。他这种见解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化发展趋势的。但是，他认为:“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这显然是只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贸易的积极性一面，而对其经济掠夺的侵略性认识不清。
谭嗣同 - 代表作
《仁学》2卷，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谭嗣同 - 壮烈之死
初六那天，政变发生了，当时，谭嗣同正与梁启超在寓所筹划着救助皇上的办法，可是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忽然传到，不久，又听说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谭嗣同从容地告诉梁启超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现在想教康先生，也已经无法可救。我已经没有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虽然这样，天下事情知道它不可能却要做它。您试着进入日本大使馆，拜见伊藤先生，请他发电报给上海领事来救护康先生吧。”
谭嗣同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结果没有来，就在那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和梁启超相见，劝其去日本，并且携带了他所著的书和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信一箱，托付给梁启超。说：“没有出走的人，就没有办法谋取将来的事，没有牺牲的人，就没有办法报答贤明君主。现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预料，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我和您分别充当他们。”，于是互相拥抱一下就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