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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远东向忠发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8月6日，双方开联席会。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煸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但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对此，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象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不禁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嚷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因此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就此不欢而散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此事非同小可。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承认“这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特别对远东局不应如此”。但他同时亦表示，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这实在难以忍耐。他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同时，政治局会议迅速通过正式决议、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向忠发起草并属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摘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当然，为了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向忠发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同时，也主动“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起政治上的责任”。
仅仅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覆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的答复”。
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情况吗？事实上，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政策，这时恰恰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因此，向忠发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任何他所期望的结果。
堕落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８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署。以至政治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已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
“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责任者，也因为在莫斯科时一度与米夫作对而被删掉了。再一个被删掉的是李维汉，而他实际上只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成了国际来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支持“立三路线”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发这个“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发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象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旦”，就连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