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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中国,中国人,英文辜鸿铭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u2018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u2018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u2018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u2018爱人',孔子则叫人u2018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
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鸿铭寓所
――柏树胡同26号
王之鸿
柏树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长530余米。明代,称“椿树胡同”,据说,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树而得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北侧的马尾巴胡同并入,又因与西城区的椿树胡同重名而改称“柏树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五条”,后复称“柏树胡同”。
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却有一个雅号,曰“晋安寄庐”,顾名思义,“晋安寄庐”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隐居在陋室中却以彰显道德为己任的君子。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世人称其为“怪人”。张中行先生在通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留意有关辜鸿铭的材料。他说:“道听途说的不少,靠得住的有以下两种:一是他自己说他是东西南北之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别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有u2018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u2019的说法。”
辜鸿铭(1857―1928),著名学者,名汤生,自号慵人、汉滨读易者,原籍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厝,先祖于清康熙年间移居台湾鹿港,后又移居马来西亚。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是当地华侨,据说其母是西洋人,所以,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
辜鸿铭十岁左右便去了英国,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去过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文字,尤其对于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大加赞叹,认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儿,可与英国的文章大家比肩。二十几岁回国后,遇到了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古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为东方文化所折服,于是改造中国旧籍,推崇儒家学说,作有《读易堂文集》,译有《痴汉骑马歌》;又将《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译成英文;另外,还撰有《春秋大义》。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回国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的幕府当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张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鸿铭却敢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位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官运还不错。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辜鸿铭的官也当不成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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