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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兰峰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绥远,北平,傅作义孙兰峰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百灵庙是绥远省北部的军事要地,地势险要,是日寇进攻绥远省的桥头堡,也是与日寇勾结在一起的蒙奸德王的大本营。1936年11月,从情报得知,日军将由北部用百余辆汽车运送弹药至百灵庙,以备侵犯绥远之用;傅作义就找来孙兰峰商量,决定突袭百灵庙。这次战斗敌我悬殊巨大,著名的战地记者范长江曾著文说:我以徒步疲劳之兵,当骄逸之马;仅果腹之备,当山积之粮;涉平荒之地,以攻环抱之险;以相等之兵力,以袭有备之敌……然而,孙兰峰将军等巧妙制订作战计划,冒着严寒,亲临一线指挥作战;仅在12月4日,就歼敌600多名,生俘200余人,还策反了敌伪四个师的投诚,最终取得了这次战役的全面大捷。此次大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瞩目,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前来捐款捐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派人专门采访抗日英雄孙兰峰旅长。
1940年,已是少将师长的孙兰峰参加了著名的五原战役。这个历时115天的战斗,包括了反攻包头、绥西之战。孙兰峰无不是临危不惧,勇冠三军,亲赴前线,冒着12架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最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共毙敌3000余人,获大炮16门,各种枪支数千。因此,孙兰峰受到嘉奖,晋升为暂三军中将军长。
在傅作义所部,孙兰峰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人称“傅作义两只虎,一个孙兰峰,一个董其武”。董其武沉默坚忍,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却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有句顺口溜:“孙兰峰,急火星,抗日战场的愣头青,别着脑袋往前冲!”
轶事趣事
孙兰峰将军作战勇猛,性格暴躁而强悍,是 个旧军队中常见的粗人。但是,“粗中有细”,他的一些 言语举止常常颇有深意,令人读后有一针见血之感。
孙兰峰是山东人,他的山东籍贯在 傅作义集团中算是个另类,因为傅作义是山西人,傅作义集团中的绝大部分人也都是山西、陕西和 绥远人。山东人,只有孙兰峰一个。因此,每当孙兰峰遇到什么不痛快、不高兴的事情,火爆脾气就发作了,就跑到傅作义的指挥部去大喊大叫,“我老孙什么都对,就是籍贯错了一个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而傅作义自己听见了,也不生气, 一笑置之。
傅作义决定和平起义,主动放下武器交出北平城的时候,孙兰峰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带领部队远在绥远地区。老上级 傅作义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绥远后,孙兰峰心中大不以为然,甚至对“傅老总”的这一决定大为不满。孙兰峰在解放后的回忆文章中还写道:“当我得知傅作义先生和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心中很不以为然,开始时还认为傅先生坐拥重兵却不战而降,自毁了自己的半生英名……”
孙兰峰于是对“率部起义”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消极抵抗的态度,不想合作,而是以生病为理由躲进了军医院。为了促使这位得力的老部下改变态度与立场,傅作义先生还亲自去 绥远劝过孙兰峰。傅作义对孙兰峰说,共产党待自己很好,对待你们也会很好的,率部起义是正确的。孙兰峰的回答则非常经典:共产党的手段都是先甜后辣,开始时对你好,等时候过去了就要变了! 傅作义听了不禁有点生气。可历史证明,孙兰峰的这句话是很有分量、很有见地的,可谓是 一语道破几十年!(当然,孙兰峰最后为了和老上级傅老总保持一致,最终选择了率部起义的道路,没有犯错误,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孙兰峰“称病”躲进军医院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和代总统 李宗仁以及 老蒋方面也判断出了孙兰峰的心思,即还没有下定起义的决心,还有“争取”的可能。于是,老蒋和李宗仁派出了 徐永昌坐飞机赶到 绥远,游说孙兰峰“继续为党国奋斗”。徐永昌还对孙兰峰开出了许多动人的条件,如给孙兰峰的部队增发好几个师的美式武器装备、让孙兰峰坐镇西北统率全权、每月增发几百万元的经费等等……没想到孙兰峰这个“粗人”再次展现了自己“粗中有细,眼光透彻”的特点,一眼就识破了徐永昌等人的意图,没有上钩。孙兰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知道,这些空头支票的数额越大、越诱人,它的真实性其实就越低、越假……”
读史至此,不禁对既粗豪有威、又心细有识的孙兰峰将军,生出几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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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起义的背景
绥远起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继续,是 傅作义先生对我和 董其武启发帮助的结果。我在傅作义部下任职30多年,还在傅先生当团长的时候,我就跟他当连长。 北伐战争时,傅先生带着他的那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向涿州挺进,那时我是他的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是他的团长;1936年 绥远抗战时,我和董其武是他的旅长。 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我和董又都在傅先生的领导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在多年的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中,我们和傅先生之间形成了深挚的情谊。我是一个 行伍出身的军人,傅先生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启发和帮助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在政治上我一向是以傅先生的意见为依归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傅先生错误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我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歧路。傅先生到北平后,让我以第十一兵团司令官的名义负责 察哈尔省地区日常的军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 平津战役后,傅先生让我防守张家口。当时我们防守人员中任何人 都料想不到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什么,但我还是执行了傅先生的命令。解放后傅先生一再对他的部下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把大家领错了道路。然而,除了傅先生。
当北平和平解放时,我已经退到绥远。我是仅从广播中获得这一消息的,没有从傅先生那里直接得到过任何的介绍和解释。究竟北平和平解放是怎样一种局面,我感到难以捉摸。我内心中一会儿为傅先生懊悔,懊悔他事先对于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形势缺乏明确的决断;一会儿又觉得根据傅先生的长期经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他决定北平和平解放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此后,有一些傅先生的老部下,陆陆续续从北平来到绥远。凡看过我的人,我发现大家的情绪都是比较消沉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奔上我的心头,傅先生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当然,投降也有性质的区别。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当时我根本还认识不到这种程度。我也不愿把“投降”这两个字与傅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愿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根据大家的谈话给予我的印象,我甚至对傅先生的生命也担心起来了。就在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窜来绥远的 中统特务头子 张庆恩和军统特务头子史泓,别有用心地一再来找我。 他们说:“傅先生上了共产党的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共产党,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投降共产党,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希望孙司令官探明大义,万不可再蹈傅先生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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