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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比丘尼,佛教,山东比丘尼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比丘尼(梵文Bhikkhuni)又作�雏尼、比呼尼、尼、除女、董女、沙门尼,俗称尼姑,满二十岁出家,受了具足戒的女子,称为比丘尼。
中国第一个比丘尼是净检。在东晋升平元年(三五七年)受了具足戒,正式成了比丘尼。
,记载
依《大爱道比丘尼经》所载,比丘尼的出家,始于佛陀的姨母摩诃波�波提(大爱道),她誓守八敬法,而被允许出家受戒。在我国,依《比丘尼传》卷一所述,西晋建兴年间(313~317),尼僧净检从西域沙门智山剃发、受十戒。升平元年二月(357),请昙摩羯多立比丘尼戒坛,净检等三人共于坛上受具足戒,这是我国比丘尼的开始。在日本,司马达等之女善信等人从高丽僧惠便出家,后至百济受具足戒,是其滥觞。
关于比丘尼的戒律,在佛灭后、部派分裂以前,教诫极严。至部派分裂再分裂后,对比丘尼较为放宽。然而,因相传女人障重,故戒条亦多,依《四分律》所载,比丘须守二五�戒,比丘尼则须守三四八戒。
我国历史
在我国佛教史上,比丘尼之贡献虽不如比丘之多,然其中亦不乏戒行精严、学优行粹之修行者。依《比丘尼传》书中所载,由晋代迄梁武帝之间,我国佛教界即已有不少杰出之比丘尼。如道容u2018戒行精峻u2019(卷一),令宗u2018学行精恳,开览经法,深义入神u2019(卷一),慧果u2018常行苦节,不衣绵纩,笃好毗尼,戒行清白u2019(卷二),慧耀甚且烧身以供养三宝(卷三),凡此皆足令人钦仰。
古代世俗女子虽有读书识字者,然真能登台讲说者则极少见。《比丘尼传》书中所载之比丘尼,则颇有能登台讲解经律、著书立说者。晋穆帝时,妙相u2018每说法度人,常惧听者不能专志,或涕泣以示之u2019(卷一)。齐武帝时,昙彻u2018才堪机务,尤能讲说。剖毫析滞,探赜幽隐。诸尼大小,皆请北面u2019(卷三)。智胜研读律藏,u2018自制数十卷义疏,辞约而旨远,义隐而理妙u2019(卷三)。由此诸例,可以窥见比丘尼在我国早期佛教史上地位之一斑。
至于二十世纪的后半阶段,比丘尼也是台湾佛教的中坚分子。不唯人数远较比丘为多,且颇多能独当一面,弘法利生者。如证严创办慈济功德会,兴办大型医院及大学,其弘法事业规模之大,为前此之台湾所未有。恒清为美国威斯康辛(Wisconsin)大学博士,身任台大哲学系教授,且掌理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对台湾佛教高等教育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其他方面之杰出比丘尼,在台湾亦为数甚多。种种迹像皆显示出,在现代台湾佛教僧团里,比丘尼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资料
《五分律》卷二十九;《善见律毗婆沙》卷十四;《四分律》卷四十八;《大智度论》卷十三;《杂阿含经》卷二十四;《中本起经》卷下〈瞿昙弥来作比丘尼品〉;《大爱道比丘尼经》卷下;《撰集百缘经》卷八;《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五;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奎马女修士撰·赖显邦译《佛陀时代的女众》(《谛观》杂志第五十九期);平川彰《原始佛教の研究》。
中国首位
据南朝梁宝唱所撰《比丘尼传》记,中国第一个依戒律削发受戒的比丘尼是洛阳竹林寺的净检。净检俗姓仲,名令仪,彭城(今徐州)人。其父叫仲诞,曾任甘肃威武太守。净检少时勤奋好学,稍长尤擅琴、书法和绘画,是位多才多艺的女子。西晋建兴年间(313~317),净检从西域沙门智山和尚下发,受十戒,成为中国第一位僧尼。净检与同其志者24人在洛阳宫城西门建立了第一座众尼寺庙――竹林寺。在晋咸康年间(335~342),外国沙门昙摩竭多设坛于船上,在泗水浮船传戒,净检等4人在船中登坛,从大僧受具足戒。净检成为中国最早依戒律出家的女性,被看作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净检法师70岁时圆寂。
净检生活西晋时期(291一361年)。适逢乱世,一位柔弱的女性是怎样挑起教化众生的重担呢。从出生到成长,经历了爱情的甜蜜,却又横遭厄运,丈夫与父亲相继在乱世中离世。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如乱世飘萍。幸得有缘遇见高僧点化,因此抛却了三千烦恼丝,一心要做一个度化众生的比丘尼。犹如晴空响雷惊醒了世人。荷担如来家业,从此不再只是男子的责任,女子也照样可以。净检法师的一生诠释了“应以何身得度者,则为何身为说法”《法华经》中所训。
历史故事
比丘尼,是出家修行的女教徒,讲求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与朝廷素无瓜葛,但明朝的比丘尼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扰和追捕。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朱棣突然下令,将全国所有的比丘尼以及女道士,统统逮捕送到京师逐一审问,验明真实身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索天下比丘尼案,既打破了佛门千年来与世无争的静雅,也让后人感到莫可名状的疑惑。那么,朱棣为什么要捕捉天下比丘尼呢?
而事情的起因,却是一场发生在山东境内,由唐赛儿(女)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据《明史》及清代有关野史杂钞记载:唐赛儿于永乐十八年二月,在家乡蒲台(今山东滨州)聚集数千白莲教徒,以红白旗为号,揭竿而起,对抗朝廷。这场发生在山东境内的农民起义,因为规模小、持续时间短,且没有震动明朝政权,所以连历史教科书上没有记述,但当时的皇帝朱棣却“甚为震惊”,不但派出了“京营”五千精锐人马,还把正在山东沿海“抗倭”的军队,也用在了镇压这场农民起义上面,很有股子“攘外必先安内”的架势。
朱棣为何如此兴师动众?据笔者分析有以下原因。其一,起义发生在“迁都北京”前夕,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朱棣决不允许在这种时候出任何乱子;其二,起义军以“白莲教”为依托,教徒对唐赛儿死心塌地,惟命是从,朱棣决不允许“邪教”蛊惑民众;其三,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屡败官军,且唐赛儿对于朝廷的招安不理不睬,使朝廷和朱棣颜面扫地。种种原因,使朱棣对唐赛儿分外仇恨,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因为寡不敌众,腹背受敌,起义军只坚持了三个月就失败了,但唐赛儿却下落不明。
为了消除心中忿恨,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为了能够杀一儆百,朱棣下令严察唐赛儿的行踪,但搜捕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民间搜不到,朱棣决定调整工作重心,把搜捕唐赛儿的重点放到了佛门。朱棣之所以这么做,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一者,搜捕人员为了推卸搜查不利的责任,有可能以唐赛儿入佛门来搪塞朱棣。二者,佛门弟子远离世俗,官府一般不介入,唐赛儿兵败后极有可能混入佛门避难;三者,唐赛儿起义时,曾自称“佛母”,朱棣以此认为唐赛儿与佛门有着某种关联。史料中也有相关记载,朱棣因“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处混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站,逮之京诘之”。
于是,朱棣下令将北京、山东的比丘尼、女道士统统逮捕,押送朝廷审讯。永乐十八年(1420)七月,朱棣又命段明为山东左参政,继续搜索唐赛儿。段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不仅把山东、北京的比丘尼逐一搜查,全部捕捉,甚至还逮拿了全国范围内的数万名出家妇女。关于此事,《明史》也有简单记载:永乐十八年二月,山东蒲台唐赛儿反,唐赛儿不获,溟逮天下出家比丘尼万人。一直到朱棣病逝,他一心想捉拿到唐赛儿的愿望也没能实现。明朝强大而又严密的特务、巡察机构,在捉拿唐赛儿的问题上,因为不得民心,即使想出通过捕捉天下尼姑的荒唐、极端的办法,最终也无济于事,得到的结果是“赛儿卒不获,不知所终”。唐赛儿究竟哪儿去了?多少年来,不少历代史学家,为了寻觅这位巾帼英雄的最后归宿,穷经皓首,至今仍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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