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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病理,病理学,齐鲁侯宝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做了周到的安排后，侯宝璋准备于1962年春启程赴北京。周恩来很快签署命令，任命侯宝璋为北京中国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电文到港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将电稿暂扣不发，以防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秘密地将父子二人深夜由海路护送到澳门，经拱北海关进入内地。广东省委代表及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陈子扬等领导在拱北专候接待。此后把父子送到广东从化温泉暂住休养。在此期间有各界社会名流、军政首长对他关怀备至相访。印象颇为深刻的有：广东省负责人陶铸、著名艺人红线女和张治中将军。最感亲密的当推广东省委、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常委书记柯麟。因为一直都是他在具体负责做侯宝璋的工作。住了一小段时间，次子返回香港，协助母亲搬家到北京定居。
到京后，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大姐亲切接见了侯氏父母与子，并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洗尘。当时出席作陪的还有陈毅副总理、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以及香港《大公报》总编费彝民。席间，总理尊称侯宝璋为“侯老”，然后转过身来看着侯健存，笑着说：“哎呀我称呼你什么呢？――叫你u2018侯小u2019吧！”接着又说：“侯老，对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回来，我十分钦佩！”这几句话令侯宝璋备感亲切！这无疑是给侯宝璋由香港归来工作精神的高度评价和嘉许！今天的年轻一代也许不知道什么叫“三年困难时期”，更不会理解当时中国被国际反华势力造成的困难局面，自然很难领会总理这几句话的分量。但侯宝璋是懂得的，总理所钦佩的是指从香港归来的爱国精神，向海外反华势力挑战的精神以及渴求香港回归祖国的精神！代表着泱泱大国的总理既然对侯氏父子如此理解，侯宝璋还能说什么，还能求什么呢？总理提出要办好中国医科大学，使之成为一个样板，促进中国医学教育和科学现代化，他接着又说：“我们闭关自守多年，对外面科技发展、进步很少了解，侯老这次回来可以引进医学新科技，引进人才。”
侯宝璋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周总理的邀请，毅然从香港回到北京，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兼病理教研室主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和中华病理学杂志副总编辑等职。并表示要“将余生贡献给祖国”。他的回来在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来时，他还为我国订购了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带回了多年收集的实验标本以及数百份图片资料。建立了当时国内先进的分子病理学实验室。1967年不幸患急性心肌梗死，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74岁。
成就
侯宝璋重视科学研究工作，认为研究工作是与提高科学与教学水平分不开的。他一生从事病理学的临床诊断、科研和教学工作，曾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三部，并且培养了许多病理专业人才，对发展我国病理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他对华支睾吸虫引起肝二级胆管癌的系列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在1956年，发表了《原发性肝癌与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关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发现200例肝癌，其中有30例与华支睾吸虫感染有关，他从形态学的角度清楚地证明了这30例肝癌是由于华支睾吸虫寄生而引起的，为肝内二级胆管性肝癌，这是很独特的，与一般性胆管性肝癌不同，后者是发生于末梢胆管。他还发现，华支睾吸虫在肝内二级胆管中寄生，先引起胆管上皮细胞的增生，之后发生癌变。由于华支睾吸虫在许多二级胆管中寄生，因而这种肝癌的发生是多灶性的，这与其他的癌瘤（包括其他肝癌）多是肝单灶性的不同。他还进一步发现这种癌细胞胞浆内含为量不等的黏蛋白，而不含糖原或胆色素，这点是与肝细胞性肝癌有所不同。侯宝璋认为，这种肝癌与种族无关，而是生活习惯中喜食生鱼的结果，这项研究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发现了肝内二级胆管性肝癌是由于华支睾吸虫所引起的，更重要的是第一次证明了寄生物在人体肝内寄生可以引起恶性肿瘤，因而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侯宝璋也研究了绒毛膜癌。他发现绒毛膜癌可分为两组：一组子宫旁有癌组织浸润，而另一组则没有，后者常在子宫内找不到原发癌灶。他是早期发现绒癌组织有自然消退现象者之一，并提出，机体可能有抗绒癌机制，首先在子宫中，继而发生于各器官。
侯宝璋还与英国肝病理学权威Cameron爵士合写了《病理学专论》（Pathological Monographs）系列的第一本专著：《胆汁性肝硬变》（Billiary Cirrhosis），于1961年在伦敦出版，这在医学科学研究飞速前进、文献大量出版的当年，把毕生权威性的经验与独到的观点和发现介绍到专著中，对临床与基础医学研究的同道们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对促进现代病理学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他的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优良教学活动的成就与声誉赢得了所在科学教育界的尊敬。香港大学为此在1961年校庆典礼上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他还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病理学终身会员及1958年伦敦国际肿瘤学会议第七届委员会执行委员、1960年东京第三届国际防癌会议主席团委员，并负责编写1958年雷汶（R.W Raven）主编的癌百科全书（Cancer）第二卷中“肝癌病理学”一章。侯宝璋也是美国病理学会会员和香港政府医务部病理学顾问，曾多次在美英及日本等国作过学术报告并在病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病理科学家。1969 年他逝世后，癌杂志CANCER及英国医学杂志（Brit.Med.J.）均发表了悼念文章。
侯宝璋执教数十载，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为国家医学教育事业及医学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以教学而闻名，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能把学生难以理解的复杂问题用几句精辟的话概括，使学生豁然开朗，长久不忘。1932 年他所著《实用病理组织学》一书，是中国第一部病理组织学用书，是其教学的代表作。该书用绘图的方式，把病理学的基本病理改变简易明了地表示出来，形象而又真实，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出版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不愧为一本有价值的教学参考资料。正如有些学生毕业后给侯宝璋信中所说：“侯老师的教学简要，易懂而深刻，几句话概括了病理学的真谛，容易理解，使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侯宝璋很早就对中医史产生深厚兴趣，在某些方面，且有深厚的造诣，能以现代医学病理学的观点，对中医史进行研究。早在1942年即有《为司马相如的病下一诊断》（中国糖尿病史）一文发表，此后还有《医史丛话》 （1942年），《中国解剖学史》（1942年）、《中国牙医史》（1943年）、《中国天花病史》（1954 年）、《疟疾史》、《杨梅疮考》等十余篇文章陆续发表。他对中国医学历史的研究，在发扬祖国医学和中西医结合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国际著名的生物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曾提到“侯宝璋是他当时在中国巡回研究中国科技史所尊重和倚靠的病理学家、解剖学家和医学史学家”。他在中医学史研究方面的造诣也引起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注意，并促成了后来美国国务院聘请他去讲学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