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夏曦(将领)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湘鄂西,苏区,洪湖夏曦(将领)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半个。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三次肃反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
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这些难以想象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中也从来没有过。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四次肃反
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千多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姜琦,在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三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杀人如麻
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李锐的资料)。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红色恐怖
夏曦亲自拉开了湘鄂西“大肃反”的序幕,把党内正常的分歧都当成“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连续开展四次“肃反”运动。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向中央提供的报告(下简称“报告”)称,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达“千余人”,“处死百数十人”。同年8月第二次“肃反”,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又称“火线肃反”。贺龙回忆:“白天捉人,夜间杀人”,走一路杀一路,对象为红军指战员。报告称“逮捕241人,处死14人”。1933年3月,夏曦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老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杀害。报告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同年5月,第四次“肃反”,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报告称“逮捕172人,处死41人”。四次“肃反”,报告称“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苏(苏维埃)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
不过,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一万多人”与报告称“处死百数十人”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况且还不包括后三次“肃反”。一个公开的事实是,三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三千余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当时夏曦定了各种名目抓人:二人相遇,一起回到屋里说句话即有“兄弟团” 嫌疑;同乡相聚,买些花生来吃即加以“好吃会”之名;女同志拉家常,被打成了“荷花会”反动组织……而一人成了“改组派”,一经逼供,往往牵扯出一串人。
思路简单:如果上级为“改组派”,那下级必然是;军事指挥员是,搭档的政治委员必然是;首长是,警卫员必然是……一旦成了“改组派”,之后遭遇惨绝人寰。据说,光逼供的酷刑就达20余种。“鸭子凫水”、“背火背篓”,光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运动中,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成为“肃反”对象,右手被打断,他还不低头,又连遭毒打,关节全被打断,以致神志不清,最后只求一死。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然后召开公审大会,煽动群众将之乱棍打死。当时一起被刀棍所杀的,还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万涛死后,身为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被夏曦得知,一逮捕即被打昏,后几乎每天被拷打至深夜。被乱棍打死后,尸骨无存。毛泽东《蝶恋花》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句,“柳”即柳直荀,“君”是柳妻李淑一,50多年后才知道丈夫的真正死因。在第二次“火线肃反”中,一些指战员刚下战场就被捕,身上还留有硝烟和枪伤,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就被杀害。没来得及杀的指战员则被集中关押,称之为“自首连”,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背上大量物件;打仗时发枪,冲在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