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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贺敬之,延安,白毛女贺敬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又是传染性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为了一部新剧的创作，柯岩要去山西太原下厂8个月体验生活。一去几个月，不能面对面交谈了，两人就借鸿雁传书。病中的贺敬之把病房变成了自修的学校，他写信托柯岩买回一部辞典，因为他的学习很需要辞典的辅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岩寄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辞源》。拿起这部厚重的《辞源》，贺敬之一阵惊喜：知我者，柯岩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蕴含爱情的信物。

1953年10月，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7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1960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

●患难知己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1956年3月，贺敬之陪同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 耀邦一起，回延安参加西北5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贺敬之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一点新闻报道，但是青年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说要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表示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拿去以后，说他们要广播；很快，这个稿子给了《延河》杂志，就在《延河》杂志发表了，这就是著名的《回延安》：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敬之酣畅地抒发自己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延安》、《又回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这些诗歌作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曾经吸引过几代人的视线，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贺敬之的诗在学习和继承我国民歌、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外国诗歌特点，根据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需要精心创作出来的。可谓民族的形式，时代的内容，人民的心声。

时过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直至1976年，贺敬之整整沉寂了11年。整个文坛也是10年沉寂。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进入文化部，1977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这对于贺敬之来说，自然是他个人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贺敬之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党中央对他的安排，挑起了文艺领导工作的担子：1980年2月，贺敬之兼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离开文化部就任中宣部副部长；1987年离任；1989年复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长。

1991年春天，正值日本樱花盛开之时，贺敬之到日本访问。回国的前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学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有日本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卫生界、经济界人士及日本政府的官员参加，原定300人，结果来了500余人，都是对贺敬之慕名而来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贺敬之率代表团走进会场时，掌声响成一片，有不少人一边鼓掌一边喊：“贺敬之――白毛女；白毛女――贺敬之；”“贺敬之――大诗人；大诗人――贺敬之。”有的用中文喊，有的用日语喊。会场内人们排长队与贺敬之交换名片，抢着要贺敬之签名。贺敬之的歌剧《白毛女》还曾改编成芭蕾舞，由日本芭蕾舞团在日本和世界各地演出过100多场。

同年，贺敬之在北京医院进行体检时，大夫确诊他已患肺癌，要对他的肺部进行手术。这时贺敬之已经67岁了，心力交瘁，体力不支，他向中央提出辞去两部职务的辞呈，得到批准。1992年10月，年近古稀的贺敬之留下未竟之业，带着党和人民群众对他这10年的公正评价和他自己对工作得失的深长思考，以抱病之躯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岗位。

不论是当文化部部长，还是当普通百姓，贺敬之都平易近人，保持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直率、爽朗的性格。他曾这样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失误，现在我常常一个人静下来，回首往事，我觉得尽管有过挫折，有过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我是忠心耿耿，问心无愧的。”

而今，贺敬之的儿女都已成人。他每天清晨到居所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散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呼吸新鲜空气，也像普通人一样上街买菜。在贺敬之的书房里，摆着几个大书柜，里面堆着满满的书籍，他每天以书为伴，养花养猫，也练书法。一般情况下，贺敬之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有些必须他出席的会议也不好不参加。下午夫妇俩一般不会客、不接电话，晚上继续工作，也会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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