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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通今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卫生部,红军,苏联涂通今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王黎是河南人,1920年生。1937年八九月间,日本侵华战争正处于高潮,在家乡一所中学里读一年级的王黎受进步师生的影响,决心放下书本,参加全民族的救亡运动。开明的父亲带着17岁的她几经辗转,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告诉她延安生活很苦,她说不怕苦,办事处的人又问想学什么,她已在门外看了招生广告,脱口而出:“学医。”就这样,她与60多名进步青年一起,从西安步行到延安,先入抗大五大队学习,以后被动员到医大学医,分配在已编入学员二大队的药科调剂九期。1939年,党中央为了加强敌后根据地建设,决定调二大队全部和学校部分工作人员到冀察晋根据地工作。可是出发途经黄河时,二大队的调剂九期又奉命返回学校,编入包括“特训班”在内的一大队继续学习。
“特训班”和调剂九期住在一个院子里,朝夕相见。涂通今是大队支部的组织委员,王黎是调剂九期的党小组长,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一起参加生产,一起组织文体活动,渐渐地,王黎热情、能干、坚毅、肯吃苦的身影在涂通今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挥之不去。怎么办?他便利用组织委员的身份经常找王黎谈工作,一谈就是半天。
其实,涂通今在医大是数得着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学员,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又是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模范,严肃稳重,一身正气,王黎早已偷偷地爱上了他。
当时医大的大部分女同志,每到周末和节日都外出跳舞去了,而王黎总是留在家里,她关心涂通今,常把他的衣服拿去洗补,或是趁此空隙拿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求教于他。
一次,趁同学们在一起讨论的机会,涂通今走到王黎面前,小声问:“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王黎爽快地说:“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涂通今又追问:“个人问题怎么解决?”王黎一愣,脸红到耳根,张了张嘴没出声,转身跑开了。
1941年春,王黎调剂九期毕业,分配到延安刘万家沟留守兵团野战医院药房任司药,涂通今怕她一走就杳无音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特意赶到王黎实习的西河口药厂看她。心有灵犀一点通,两颗相爱的心终于有了归属。1941年5月1日,在美丽的延河边,在神圣的宝塔山下,涂通今和王黎这对热血青年共筑爱巢。次年春,涂通今医大毕业,分配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王黎则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涂柳果。
解放后,涂通今奉命到南昌去兼管一所医学院,王黎放弃了在武汉的事业,带着3个孩子与他同行。到南昌后,地方卫生厅急需人才,向涂通今要人,他只好让王黎去帮忙,结果,涂通今的一句话,王黎就成了没办任何手续的转业军人,直到退休。每当提起这件事,王黎的话语中就有许多遗憾,但却没有半点怨言。
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红军的卫生资料
关于红军卫生工作的资料,大部分在战争年代已经遗失,但是有一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找到的。为此事,专门访问了原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现已离休的高恩显将军。
“这应该u2018归功u2019于当年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总司令陈诚。他当时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从苏区得到的文字资料,哪怕是只字片言,也要上缴。不料,他为了搜集红军情报所建立的u2018石叟资料室u2019(陈诚号石叟),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宝贵资料。陈诚晚年在美国定居,去世前将这批资料赠给哈佛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国内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却在上世纪50年代,得知了这批东西的下落,但不知其内容。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的孙女高星在美国读高中时,才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联系上,从一位整理这批资料的美籍华人吴女士那里得到目录,最终得到了其中有关红军卫生方面资料的复印件。”
这批从美国回流的资料,现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教育史》。我在其中红军卫生学校第二期学员名单上的28人中,找到了“涂通今”这个名字。从《红军卫生学校招考第四期简章》可以看出,当时红军的医学教育以实用为主,相当全面,所列课程如下: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提要、药物学、诊断学、细菌学提要、外国文(日文、德文)、病理学提要、内科学、外科学、卫生勤务、皮肤花柳提要、耳鼻咽喉提要、军队卫生、毒瓦斯预防、眼科提要、法医提要、临床实习。
长征中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
毛泽东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二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重温这段话,我们依然感到震动――没有比它对长征的伟大和艰苦概括得更为准确的了。
长征开始时,涂通今从第九军团八团医生调任兵站医院主治医生。那年他20岁。
涂将军回忆说:“我们红九军团由罗炳辉率领,在长征中处于右后卫位置,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容主力部队掉队的伤病员。遇有敌情时,红军常常要急行军或强行军,有时候一天一夜赶百多里地,体弱掉队的很多。如果发生战斗,还会有大批伤员下来,我们医务人员就要舍生忘死地把伤员抢救下来。”“当时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能够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手术台就很不错了,手术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还得有人举着油灯照明。药品和医疗器械是无价之宝。上世纪30年代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极少,长征中就更是金贵稀缺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我的助手,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姓杨,相当肯干,可爱、听话,开始是肚子疼,行军打仗都忍着,后来肚子越来越大,知道可能是阑尾炎,但是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最后肠穿孔了,眼睁睁看着不行了。到了赤水河边的茅台镇附近,大家流着泪把他埋了,向他默哀。”
长征中最常见的病是什么?
“在苏区时,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总结了四种常见病: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长征时增加了战伤、肺炎、肠伤寒,胃肠病是第一位。长途行军,挨饿受冻,保证部队健康,更显得重要,这是战斗力的直接保证。为了预防和减少疾病,卫生人员还肩负着向部队传授卫生、防病知识的任务。比如我们要告诉部队喝开水而不要喝河沟池塘里的水,没有条件烧开水时也要尽量喝井水。另外,行军打仗全凭一双腿脚,部队打绑腿就是为了避免叮咬划伤、下肢溃烂。根据我们的经验,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无论如何要争取用热水泡脚,睡觉时作u2018倒脚运动u2019,改善足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脚痛和脚疱。所以条件再艰苦,每个班也要背两个盆,一个洗脚,一个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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