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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苏联,中央,中共中央王明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会前，王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中央，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员的职务。中央虽批准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时，王明身体十分不好，于是他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请求。经中央同意，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出发，2月1日抵达莫斯科。中央在王明赴苏时专门派了保健护士、警卫员和保姆，后来又派了两名针炙大夫赴苏达半年多，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病。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过在97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最少。从此，王明长期留居苏联，自60年代起，王明在苏联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撰写、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但中央对他再没有作出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当国内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

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王明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新圣母公墓。

王明 - 个人思想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经过长期会谈，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便开始出现，如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实行无原则的迁就，主张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以及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等等。党的各级组织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由过去的“左”倾冒险主义转为右倾投降主义。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反对党的洛川会议和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反对党的正确路线。12月9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12月27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及1938年3月作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报告，提出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和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的领导权；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轻视人民群众、人民军队、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在王明负责的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工作中，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丧失了在长江流域发展新四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确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批判和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为争取抗日战争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王明 - 个人轶事

王明泄密受处分    1930年1月12日，王明以工人的身分，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布置关斗争的会议。由于会议防范措施不够严密，正当会议进行之中，一群巡捕突然闯进会场，将王明等二十多人全部逮捕，押入捕房，后又被引渡到提篮桥监狱。王明被捕时的身分是工人，在他的身上又没有搜出可以证明是共产党的文件和材料，就常理而言，仅仅是所谓的嫌疑犯，党组织花些钱进行营救，要不了多少时日就会被释放出狱。但是，他耐不住狱中的寂寞，时时都在想走出狱门的办法。

这时，一个想借此捞一笔钱的看守告诉他：“像你这样的人，只要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王明一听喜从心来，他以试探的口气对看守说：“钱不成问题，如果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出去，我能找到出钱的人。”这是王明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个看守怎敢带着犯人出狱找保线呢？双方几经协商，这个看守答应帮他送一封信。于是，王明提笔给自己的好友潘文郁写了一封求援信。

潘文郁，时任中央宣传部干事，是王明在苏联留学时的好友。由于王明让看守送信，这就等于暴露了中央宣传部一个机关的住址――鸭绿路。所以，当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获知王明被捕并派人送信求援这件事后，很快报告了主管中央特委的周恩来，他感到问题严重，当即做出决定，中央宣传部这一机关立即搬家。对此，当事人邵珍回忆道：“由于咱们的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议论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同时，周恩来又指示特委，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王明尽快出狱。

不久，中央特委分析了王明被捕的情况，由于他没有暴露政治身分，隧动用关系想办法打通关节，终于使王明于2月18日上午出狱。王明出狱后，通过潘文郁等人获知，中央认为他让看守给党的机关送信是错误的。虽然那个看守只是图钱，没有发现这是党的秘密机关，也未造成什么大的损失，但这毕竟是属于泄密问题。王明知道严重了，遂在出狱的第三天，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被捕的原因以及在狱中的表现。自然，也承认了让狱中的看守给中央机关送信是错误的。

中央，尤其是主管组织的周恩来收到王明的信后，立即指示特委的有关人士查明事情的真相。同时周恩来赞成中央决定：在查清王明的问题之后，做出严肃的组织处理。经调查，王明向中央写的报告基本属实。接着，中央给王明回了一封信，郑重指出他这次所犯的严重错误是：一、泄漏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二、让“看守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三、“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四、说什么“‘中央解决我的总是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据此，中央做出决定：给王以党内警告处分。事后追论，王明在这次被捕事件中的确犯了错误，中央批评教育乃至于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出乎中央大多数同志所料的是，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很快就利用批评李立三冒险错误的机会，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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