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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鲁迅,他的,闲话陈源(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的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过于理智的态度显示出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不高,很难让人接受。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u2018程度不够u2019”;“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应当说他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甚至少有同情,只有不屑的姿态让人难以接受。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陈西滢真正捅出了漏子,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主将的思想阵营的分水岭。事实上,说陈西滢痛恨学生、维护反动军阀,似乎不合实情。但他的确是打着“公理”、“正义”的旗号,对学生运动泼了一盆凉水。读《西滢闲话》会感觉到,陈西滢立场有问题,发端于他总想以英国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态评论时事,所以他看到学生闹事,首先是“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言辞虽显公允,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他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短浅的、平庸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学生风潮是有“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粉刷毛厕》)。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减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认为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论激起了杨德群同窗学友的愤慨。他们联名写信给陈西滢,澄清与质问。陈西滢并不认错,且有勇气把学生来信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公开发表,并坚持认为“许多u2018富有思想u2019、u2018大有作为u2019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加之他与鲁迅的纷争及其道义上的失败,他最后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至于他同鲁迅之间其他方面的恩怨,话题也多是他不断引出,如“抄袭事件”、“官僚问题”、“某藉和某系”等,最后也都在这些话题上败下阵来,搞得好友徐志摩也不得不中途跑出来劝架,大喊“带住”。
编者注:“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王朔,《我看鲁迅》)
"后世的论者,多说在这场驳难中,陈西滢始终处于被动挨打,没有还手之力的地位,这是过分看重鲁迅的战斗力了。若陈氏真是这样窝囊的对手,鲁迅也就不能说多么高明了。前面曾引过胡适一句话,说“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虽是指抄袭事件,却不能说与陈西滢在整个论战中给鲁迅精神上造成的损伤没有一点关系。公允地说,说抄袭固然应当结仇,但仇结到后来那个地步,只要一提起陈西滢就咬牙切齿,毋宁说整个论战中陈西滢对鲁迅的震撼力、冲击力和杀伤力太大了。
在鲁迅一生的论敌中,陈西滢不说是略高一筹了,至少和鲁迅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陈西滢与鲁迅之战
陈西滢评鲁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其中,尤以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令人玩味。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陈西滢所列十部著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应当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并无拔高之嫌,但态度也不均衡。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
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时又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但也不过认为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承认在艺术上的生动有趣,并不谈及鲁迅的思想深度,以陈西滢留英博士的训练,这种评价绝不是眼光问题。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在文后的说明中,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字概括呢?因为他对其他列入“十部著作”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对鲁迅要宽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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