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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严复,光绪,学堂严复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严复 - 思想观点
教育思想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赋税思想
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人权思想
严复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经济和法律名著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从而为知识阶层开拓了广阔的思想视野。这一点已经为后世所公认。他就时代的自由人权问题苦心探索而形成的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个人本位主义人权法律观。人权法律观是严复思想体系中最富有时代气息也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他的这部分思想的内容、性质和意义还远未被后人所充分认识。当今人能像他那样敢于直面时代的人权问题而重温他当年的思想时就不难发现,严复的影响远不止于对从前的知识分子诸如鲁迅等人的启蒙,他的思想影响将随着后人对人权的不懈追求而长久地延续下去,乃至发扬光大。这是因为他的人权法律观为传统观念的批判、改造和创新开辟了广阔前景。
“伦理本位”的自由观
严复不仅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与那些将自由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顽固派或对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西化派不同,严复以其学贯中西的学学术实力和严谨的思辨力,不断地深化着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认知,改变着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他较成熟的自由观。 严复的自由观反映出的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所能容忍与接受的自由意志,而非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原汁原味的自由意志。概括说来,经过严复思想过滤过的“自由主义”,与形形色色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就体现在处理“个人与群”的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