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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纣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纣王,东夷,王朝殷纣王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次子等等。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吕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试释》)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竹书纪年》)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商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王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米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中,飞廉、恶米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战国诸子
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俪�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置疑反驳
古代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十九》)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转引自宋英泽:《故都圣贤――殷·受辛》淇河文化研究第二卷)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纣都有,而桀没有的,纣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但是,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鼎故不足以革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亡于“纣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外: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现代
到了现代,置疑与反驳声势愈演愈烈。胡适做了一篇论文《说儒》,指出《诗经·商顷·玄鸟》诗中“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禄是荷”,是歌颂商族中的一个伟人,但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于是便将之作为“悬记”而安在了孔夫子的头上。这一来引起大争论。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是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而郭沫若亦著《驳说儒》,予“悬记”以批判。郭氏指出:这个人就是帝辛。“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在牧野大战后,“殷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因此,“在殷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殷纣王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u2018武王u2019,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