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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惠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定西,孤儿院,孤儿杨显惠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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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惠 甘肃人,文革前曾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也就是早期的知青,他还当过售货员,会计,民办教员,盐场秘书。在农垦师,他与一位天津籍的姑娘相爱,结婚,文革后落到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
杨显惠 甘肃东乡人。中共党员。
杨显惠 - 经历
1975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1965年参加工作,历任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小宛农场农工、服务社营业员,酒泉农垦中学教师,轻工部大清河盐场宣传科干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轻工部塘沽《盐场报》编辑,天津市作家协会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杨显惠是甘肃人,文革前曾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也就是早期的知青,他还当过售货员,会计,民办教员,盐场秘书。在农垦师,他与一位天津籍的姑娘相爱,结婚,文革后落到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
八十年代是他的创作喷涌期,他的《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全国短篇小说奖,但这并非他最好的作品。应该说,《野马滩》《爷爷,孙子,海》《黑戈壁》《贵妇人》《洗个不停》等等更能显示他的艺术功力。
他的作品有一种近乎天生的酷厉而苍凉的美。九十年代以来,他沉寂了很久,近年《夹边沟纪事》系列发表,杨显惠重现江湖。
杨显惠 - 作品《夹边沟记事》
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权利和尊严受到深重伤害的深层次表现――主要不是从政治的层面,而是从文化的和人性的层面。作者笔下的人是复杂的,兼具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丰富的人。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她完全不明白这场横祸是怎么来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蝼蚁一样说饿死即饿死了,死后抛尸荒野无人收。她带来的食物分给诸难友的争抢场面令人震悚。她越是表现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娇弱,越是显现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与荒凉的夹边沟形成强烈反差,她几千里寻夫、哭夫、直至坚持背回丈夫遗骨的行为就越是让人肃然起敬,作品悲剧性的控诉力量也就越强。小说的结尾很妙,多年后,小说的叙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寻觅这位上海女人终又放弃了寻找,上海女人遂从作品中彻底逝去,给读者一个怅惘的遐想空间,可谓余味无穷。事实上,《逃亡》、《饱餐一顿》、《贼骨头》《夹农》《李祥年的爱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泪下之作?
杨显惠 - 记录受苦人的绝境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作家杨显惠采访到甘肃定西的一个老人,这位1960年春天参加过抢救人命的干部告诉他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孤儿也告诉过杨显惠人吃人的故事。
这样的细节,后来都被杨显惠写进了有关大饥荒时期的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
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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