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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小说,他的,智囊冯梦龙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王阳明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冯梦龙对其学说推崇备至，他在晚年创作了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这样评价阳明心学：“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唯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扶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 生活在明中叶的王阳明，亲眼目睹了现实的污浊，并对此痛心疾首，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达到天下大治的境地。他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身之不肖，而思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 （《传习录》中）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希望唤醒人们的良知，改变社会现状。冯梦龙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其丑恶的一面看得更为清楚。他在《醒世恒言叙》中写道：“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针对世上醉人多、醒者少的现实，冯梦龙要用文学创作来唤醒世人。他说：“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醒世恒言叙》）冯梦龙的醒世思想和王阳明的救世思想是相通的。王阳明用以救世的一剂良药就是“良知说”。“良知”是什么？王阳明作过各种解释。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u2018是非之心，人皆有之u2019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成，是故谓之良知。”（《大学问》）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传习录》中）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是是非善恶之心，孝悌恻隐之心，真诚恻怛之心，忠君爱国之心。实际上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它是先天赋予、不假外求、人人具备的主观存在，“致良知”不过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保持良知不为私欲遮掩，自觉自愿地履行这些道德规范。冯梦龙用以醒世的思想也主要是封建伦理观念。他说：“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警世通言叙》）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古今小说叙》）也就是说，小说也能起到六经的作用，可以教人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甚至比经书的教育作用更显著。与王阳明不同的是，冯梦龙更强调文学的情感作用，而他们所宣扬的基本思想却没有什么不同。

　　在明代哲学史上，李卓吾和王阳明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李卓吾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和反传统精神，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王阳明则是传统儒学的拥护者和继承人，直接因袭从孟子到陆九渊的哲学思想，站在维护明朝统治的立场上，进行新的架构和阐释。如此矛盾对立的两位思想家，为何都能为冯梦龙所接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往往具有多重性。恩格斯在评价诗人歌德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一论断对我们理解冯梦龙是有启发意义的。冯梦龙的思想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嘲笑孔夫子，贬斥六经；另一方面，他却一直在兢兢业业治经，著有《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等经学著作。称赞孔圣人“删述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一方面，他肯定卓文君的自择私奔；另一方面，却在《寿宁待志》中为节妇立传，认为其清白胡可没也。这种矛盾现象正是冯梦龙接受尖锐对立的李卓吾和王阳明的思想基础。其次，冯梦龙接受李卓吾和王阳明是有阶段性的。大体上来说，可以冯梦龙崇祯三年中副榜贡生为界。他青年和中年时期，受李卓吾的影响较大，思想比较进步。晚年则受王阳明影响较大，思想趋于保守。冯梦龙的主要小说、戏曲、民歌几乎都是在天启七年以前编纂的，也就是说，冯梦龙作为一位通俗文学大家的地位，在此之前已确立。他的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主张也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崇祯三年，他中了贡生，做了一任丹徒训导，后来迁升寿宁知县，因为政清廉，博得了循吏的美名。作为朝廷命官，他得为维护其统治服务，文武兼备的王阳明成为他崇拜、效法的对象，接受王阳明便在情理之中。再次，冯梦龙受李卓吾、王阳明的影响程度不同，受“李氏之学”的影响更大。冯梦龙是一位文学家，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方面。李卓吾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对小说、戏曲的评点，直接影响冯梦龙的文学活动。李卓吾的思想便受到王阳明的影响，李卓吾自己便说过：“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王阳明先生道学钞》）事实上，李贽的一些精辟见解便受到阳明心学的启发，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李卓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先声。李卓吾的“童心说”和王阳明的“良知说”之间显然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至少在先天赋予、人人具备的真实存在这一点上如此。既然反道学的李卓吾也能从真道学王阳明处得到启发，那么后学冯梦龙能兼采“李氏之学”和阳明心学也就不难理解了。（本文系部分节选自傅承洲《明清文人话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海外传播

　　“三言二拍”的国外受传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质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是 “三言二拍”的受传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传播“三言二拍”的传播者。传教士大量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始于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1735年，竺赫德(亦译“迪哈尔德”)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亦称《中国详志》或《中国通志》)，书中载有法国耶稣会士殷宏绪法译明“话本”《三言》、《二拍》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恨仆告主》、《吕女郎还金完骨肉》，“三言”于明末清初传到日本，对日本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日本的冈田白驹、泽田一斋师徒二人从“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话》中选出部分作品译成日文，编成日本“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由抱瓮老人选编“三言二拍”而成的《今古奇观》是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集。1893年，法国巴维尔译的《小说与故事》中，收了《灌园叟晚逢仙女》译本。当时，中国小说流行在欧洲的文坛。德国的著名诗人席勒读了《今古奇观》后惊讶不已，写信给歌德说：“对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了。”这些权威人士对“三言二拍”的接受与认同对“三言二拍”在国外的传播起着极大的作用。只有他们先认同“三言二拍”，他们才会将“三言二拍”向西方受众传播，而且受众在接收传播时都有自己的选择，受众一般选择那些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他们在该国的权威性使西方受众更容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三言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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