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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刘向,诸子,善恶刘向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刘向 - 哲学观点
人性的善或恶是自孟子、荀子以来思想家们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董仲舒则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认为人性经过教化，而后可为善、可为恶。刘向的人性论基本上和董仲舒相同。他认为人性初无善恶之分，善恶并非生来如此，而是“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列女传・周室三母》)。在《说苑・修文》中，他还明确地说：“人之善恶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在《列女传・齐宿瘤女》中，他还借齐宿瘤女之口说：“昔者尧舜桀纣俱天子也，尧舜自饰以仁义，虽为天子，安于节俭……至今数千岁，天下归善焉。桀纣不自饰以仁义……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至今千余岁，天下归恶焉。”他强调尧舜的善、桀纣的恶，都是“自饰”的结果，即和自己的后天修养有关，并非与生俱来。以仁义自我修养、自我教育，就会变善；不以仁义自我修养和教育，就会变恶。
虽然刘向认为善恶是后天教化和环境影响的结果，但他又认为人都有欲善、向善之性。他在《说苑・贵德》中说：“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认为“欲善其德”是“人之性”，说明刘向更倾向于性善论，但还不属于性善论，因为“欲善”和“性善”毕竟是不能划等号的。
汉代学者谈性情，多以性为善，情为恶，常以阳言性，以阴言情。董仲舒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认为性和情的外化就是仁和贪。刘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据荀悦《申鉴・杂言下》记载：
刘向曰，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曰，问其理。曰，性善则无四凶，性恶则无三仁，人无善恶。文王之教一也，则无周公、管、蔡。性善情恶，是桀纣无性，尧舜无情也。性善恶皆混，是上智怀惠，而下愚挟善也。
王充《论衡》又引刘向的人性论曰：刘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则谓之阳，不发者则谓之阴。现在人们已无法见刘向人性论的全貌，荀悦、王充所引，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人性中善恶相混，且性情相通，情善性必善，情恶性必恶。这和董仲舒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和董仲舒相同的是，刘向不认为人的善或恶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教化的结果。“情接于物而然”，即情受外界的刺激而产生，外界有善恶，所以情有善恶；情有善恶，性也就有善恶。至于情、性结果是善还是恶，就看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了。
刘向 - 神学观点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刘向 - 校阅典籍
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作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其子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向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向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
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向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作出了评述。他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象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向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在技术上，刘向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