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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胡适,主义,中国胡适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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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1891-1962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学名洪�,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1918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 简介
胡适(1891一1962),原名嗣�,学名洪�,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安徽省绩溪县人,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职。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胡适 - 经历
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胡适 - 新文化主将
启蒙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后转入
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文学理论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 、 《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 ,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 、 《贞操问题》 ,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 ,再到主办《独立评论》 ,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整理国故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胡适 - 治学成就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胡适 - 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中国出现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争论―问题和主义之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主张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去改造中国。以胡适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则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919年7月,胡适率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首先考虑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是什么,而不要只空谈好听的“主义”,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作为反应,李大钊随后于8月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截然分开,“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去作,去努力,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他还说:“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显然,李大钊与胡适的歧异在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胡适坚持实验主义的局部改良,而李大钊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吸引了一大批的参与者。为回复李大钊等人的批评,胡适又写下“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声称他并不排斥理想和主义,而只是更注重它们的起源,具体实行方法和实效。他将那种不管实行方法为何,只注重目的,只知道将现成的主义拿来实行的观点称之为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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