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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1902―1986）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兵工,掷弹筒,太行刘鼎（1902―1986）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20年，刘鼎离开家乡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学习期间，他对实验课仍然十分感兴趣。他在技术自传中写道：“实验室吸引我丢开一切娱乐和嗜好，许多礼拜日我也在那里。因为我实验做得好，细致，小心爱护仪器，管理人信任我。因此我更有一些多余的机会进实验室，帮着照护仪器、调整仪器，使我对各种仪器更加熟悉。物理与化学两实验室中，我更喜爱物理实验室。这对我以后学习机械、电气机械以及从事技术工作大有帮助。”
在大学期间，刘鼎继续学习并探索社会主义。对科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逐渐认识到科学虽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分，但毕竟都是科学、都以客观实际为基础，社会主义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对于科学地了解和研究社会是大有帮助的。他自学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觉得这本书对他以后学习社会科学很有帮助，但对于学技术则帮助不大。
1923年刘鼎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走上了到国外勤工俭学之路。
加入共产党
早在家乡上中学时，刘鼎就结识了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孙炳文。1924年，他在孙炳文的指引和帮助下，到德国勤工俭学，先后进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学习。在柏林，他又结识了为追求真理、寻找中共而到达欧洲的朱德。经孙炳文和朱德介绍，刘鼎在德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青年团书记。
1925年上海爆发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在国内急需干部，决定从旅欧总支部抽调50名党员回国工作，刘鼎是其中之一。回国路线经过柏林和莫斯科，党指派他在柏林负责组织、接待工作。在此期间，刘鼎参加了中国旅欧留学生进驻北洋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行动，逼迫大使签字，致电国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声援“五卅”运动。事后，他和朱德、孙炳文都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经组织同意，刘鼎暂不回国，转赴苏联学习。
到苏联后，刘鼎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并兼作翻译，还担任过东方大学中国支部书记。
1926年到1928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刘鼎在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都担任过军事课程的翻译。这些课程包括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技术、电报电话等。为了做好翻译工作，也为了切实掌握这些专业技术知识，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这些军事技术课程，这就为他大半生从事军事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9年，刘鼎奉调回国，因发生中长路事件被阻于苏联远东的伯力几个月。这期间，他认真研读了一本从苏联带回的《迫击炮学》，并参加了刘伯承领导的远东游击队，担任指导员兼武器教员，向战士们讲解枪炮弹药。
闽浙赣苏区造炮 太行山上创军工
1933年春，刘鼎从白区奉调去中央苏区工作。途经闽浙赣苏区时，被该区创始人方志敏留下，任军区组织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闽浙赣是新开辟的苏区，处于游击环境，条件十分艰苦，红军缺乏武器弹药，连门小炮也没有。方志敏知道刘鼎的经历后，请他组织设计、制造火炮。刘鼎虽然见过炮，讲过炮，但闽浙赣苏区四面被敌军封锁，战斗频仍，没有制造火炮的条件，他感到很为难。方志敏恳切地对他说：还是你来吧！你还见过嘛！就请你领导造炮，为我们制造打破堡垒主义的小钢炮！刘鼎深感党对他的期望，毅然接受了造炮的任务，并为此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
洋源兵工厂是闽浙赣苏区刚从修械所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主要靠手工作业生产地雷、手榴弹，并修理枪械。厂里没有技术人员，刘鼎既是政委，又是技术员。他带领几名老工人，自己设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几台破旧机床，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制造出三门35毫米口径的小迫击炮和铸铁的迫击炮弹。刘鼎还从红军第五分校中挑选学员组成小炮兵队，加以培训。他亲自带领这个小炮兵队，用自己制造的小迫击炮，打中敌人的碉堡。这是中国人民兵工史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己制造的较早的一批火炮。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现了联合抗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深入敌后。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进驻太行山区，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工，到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军工部时，在刘鼎的努力下，已经组建了兵工厂7座。
1940年4月，经朱德总司令提名，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总部首长对他抱有殷切期望，亲切接见，并反复阐明自力更生、自制军火的极端重要性。刘鼎到军工部后，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结合太行山煤铁资源丰富，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壮大太行山兵工生产的方案，并逐步实施。
针对太行地区三个枪厂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且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成本高的问题，刘鼎到职后首先抓了步枪生产的标准化、制式化。他从我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刘贵福等反复研究，结合太行根据地设备、技术与物资供应条件，吸收国内外各种步枪的优点，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新枪设计方案，并立即组织试制。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种自己设计制造的、制式化的新步枪诞生了。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且能自动弹出，枪体轻巧，外形美观。1940年8月1日，当刘鼎等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时，受到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总部首长的高度赞扬，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彭总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组织批量生产比设计试制更为困难，刘鼎组织技职人员与老工人设计制造了新枪的成套样板和检测工具，并反复培训工人，扭转手工作业、单件生产的旧习惯，终于将一大批来自农村的手工业工匠、青年战士和农民，培养成适应专业分工、使用样板生产的熟练工人，从而保证了整枪的质量，零件均可互换，并大大提高了产量。仅1940年下半年就生产了3300多支，八路军战士领到这种新枪都笑逐颜开，精神百倍。
百团大战后不久，刘鼎在彭总处了解到，八路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难以发挥八路军的近战优势。彭总提出“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要军工部考虑试制。
掷弹筒是日军步兵装备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配以钢质炮弹，口径50毫米，射程500米以内，适于山地作战，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刘鼎组织军工部有关人员从原材料、加工条件、可能碰到的困难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太行兵工试制掷弹筒和弹是有可能的，但不能照搬，只能结合根据地资源进行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