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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乐昌,北江,红军龚楚简介(资料简历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4月,广东省委经与中共中央联系,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沿途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
进入苏区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马上就被派任红12军34师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12军参谋长。到职仅7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于是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7军的军长。在下面的一年里,龚楚率红7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到这年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去了军长的职务,不久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这两点内地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里一直讳莫如深。
根据相关资料和龚楚自传,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龚楚“吃不了苦”,长期的艰苦战斗使他的意识产生了动摇;二是他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
当时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龚楚革命意志不坚定,革命失利时多次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上的引诱,龚楚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
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40亩甚至不满10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
据龚楚个人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诈净尽,才加以屠杀。在u2018斩草除根u2019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这里提到的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20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12军35师师长,他也曾是龚楚的老部下(龚楚做12军34师师长,杨是该师101团团长),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难保而投降国军,后来入了军统系统,终身与中共为敌。
龚楚对“消灭地主”运动没有全面了解,错误认为部分地区实行的滥杀政策就是“消灭地主”的实质,并对此表示了异议。
1934年4月中旬,高级研究班结业后,因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两个多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谭震林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中央军区司令部驻江西会昌县。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1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长征。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3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由此可以看出,杨遇春和龚楚等人离开革命队伍,进而投靠国民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苏区进行的肃反运动扩大,在当时某些领导同志的默认和错误理解下对广大指战员和投诚人员清洗,这种“左倾”的做法致使在这一时期的党中黄埔背景的善战之士脱离共产党或者投靠国民党,对党的事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叛变后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对曾经的战友和同志大开杀戒。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降,并在南雄北山龙狮石以召集游击队开会为名,把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结果发生战斗,除逃走几个外诱杀了北山游击队60多人,逮捕了30多人。这就是“北山事件”。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游击队侦察班的吴少华,龚假借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吴带路。不料被吴少华识破,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
抗战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在任期间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4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所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但他深知自己过去做得太绝,按照党的政策和先例,将来绝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他滞留在香港,并定居于此。后曾应邀赴台湾谒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但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了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漩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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