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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红军,参谋长,军团陈伯钧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军团、八军团和十三师的三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复调五军团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在遵义开刀作手术。会后正值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领五军团掩护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又掩护大军南渡乌江。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小时阻击战，才将追敌击溃。由于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在长征中，五军团一直担当全军后卫，沿途抗击追敌，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浴血奋战，功勋卓著，陈伯钧也因此有了红军“铁屁股”之称。

（二）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陈伯钧调任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红军北上的正确方针，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1935年9月左路军南下途中，他听到一些受张国焘影响的同志关于两个方面军起纠纷、闹矛盾的错误议论，深为愤慨，9月8日直接找到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当面提出要他“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推托敷衍，陈伯钧受到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一些人围攻，惯于耍两面派的张国焘一方面安抚陈伯钧，同意其调离九军，一方面纵容亲信把陈的坐骑、望远镜扣下，打其马夫，整其警卫员，逼使他只身离开九军。

后经再三交涉，陈伯钧才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力荐下，1936年2月http://www.hudong.com/wiki/%E9%99%88%E4%BC%AF%E9%92%A7/11日，陈伯钧带病到四方面军四军任参谋长。３月初，指挥陈锡联任师长的十一师作战、筹粮，侦察北进道路。4、5月间，他在瞻化积极争取少数民族首领，打开了群众工作的新局面。陈伯钧胸怀宽广，能打仗、能训练、能讲课，深得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护且视为知己，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实干精神，加深了周围同志对于中央红军的认识。

1936年6月初，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率先头部队与四方面军部队接触初期，听到的多是关于一方面军的负面消息。直至6月17日，陈伯钧所在的四军与六军团会合后，多年不见的老战友重逢，连续两个夜晚，肖克、王震听陈伯钧详谈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随后将真实情况打电报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汇报，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7月4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任弼时、刘伯承会见陈伯钧并通知他调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任军团长。此后，陈伯钧与王震率领六军团征战数月，终于在10月18日与一方面军一军团胜利会师于甘肃老君坡。（三）

是什么力量使红军“干才”陈伯钧能经得起磨难，受得起委屈，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屡建奇功的呢？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用粟裕大将的话说，就是“他对革命充满信心并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陈伯钧是个天生的乐天派，自幼追随革命真理，1925年五卅运动他在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出校，继而与罗瑞卿、程子华等进步青年于1926年共同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学习，在军校他经常听邓演达、恽代英讲课，也听过毛泽东来校讲演。他酷爱读书看报，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伯钧的哥哥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后当将军），1927年曾劝其脱离共产党、改效国民党，但被其断然拒绝。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陈伯钧等随部自武昌欲奔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达，随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从此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排长、连长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长征途经四川时有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真实情节，陈伯钧带着红军后卫部队在前面边打边退，他在川军中一个当国民党将领的哥哥领着川军在后面紧追，两军交兵，兄弟俩因为各自信仰不同兵戎相见，私情丝毫未能动摇陈伯钧坚定的理想信念。随意将陈伯钧在长征中的日记择一篇读来，都令人感悟颇多。1935年6月5日记述：“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杂，烂泥殊深，攀葛附藤，举足难进。骏马走骡死伤十匹以上。太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虽生长蜀中，过去尚不以为然，至此，方证实。这亦证明我工农红军无坚不摧，无险不克！敌人梦想我步太平天国石达开之后尘，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这亦是我战略指导之机动与神速、战士之坚信勇猛所致。”字里行间透露着散文诗般的如画意境，把长征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全然挥斥一边，处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红军必胜的坚定信念。

陈伯钧 - 长征日记

写日记，是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陈伯钧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１９３５年底、１９３６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都一天不落的坚持记日记。有时作战紧张实在没有空隙就过后补写。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颇为完整的红军长征日记。

陈伯钧的长征日记幸运地保留了下来，通过这部宝贵的日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在长征途中读书的情形。

陈伯钧是带着一批舍不得轻装的书踏上长征路的。除军情急迫以外，只要形势稍缓，他就不放过机会收集书籍。到兄弟部队参加会餐，他“会餐毕去军部找书籍”，虽只找到一本书，也被他记在日记上。驻军阿坝的一个多月，他“去各处搜集书籍”，果然在一位办过红军学校的同志那里找到几本书。另外，了解他爱读书的同志，也不时地送给他一些书刊报纸。

陈伯钧的读书时间，是见缝插针、废寝忘食挤出来的。行军、作战间隙，他忙完军务后会强忍困倦就着马灯读上几段书。部队短暂休整时，他结合下一步的行军、作战任务读书。负伤之后，动手术、养伤期间，他才可以一次几十页甚至多半本地读个痛快。

陈伯钧在长征路上读的书刊，见于他日记记载的如下――军事方面的有：《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刘伯承编译)、《骑兵的奔袭》(刘伯承编译)、《骑兵的抄袭》(刘伯承编译)、《战术讲义录》(德译本)、《武装暴动》、《淞沪抗战画史》等；政治方面的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著)、《红军中党的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干部必读》、《前进报》等；历史方面的有：《石达开日记》、《西北问题讲座》，历史类杂志等；文学方面的有：《石头记》(即《红楼梦》)、《初恋》(高尔基著)、《小说月报》(茅盾主编)等；此外还有哲学书《唯物史观》。

陈伯钧在长征途中读书，很讲究方法。其一，重点书精读、反复读，非重点书浏览而过。如《战术讲义录》，他长征前在中央苏区就读过，长征路上再次研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他认为重要，不到9万字篇幅的书，读了一个月。而古典小说《石头记》，他仅用一天就翻阅了半部。其二，紧密结合工作需要读书。部队进入西康省(后与四川省合并)藏族聚居区后，他读了介绍西康藏区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的杂志；部队在草地上与国民党军骑兵作战时，他研读了《骑兵的奔袭》与《骑兵的抄袭》；红二、红四方面军欲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前，他读了《西北问题讲座》。其三，一面读书一面写学习提纲和读书笔记。这些方法，对我们今天读书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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