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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高岗,陕甘宁边区,陕北高岗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但高岗显然并不知道毛泽东是在“有意亲自u2018测试u2019一下”自己，此时他仍天真地认为会有很多人和他站在一起。在此之前，高岗确实得到了一批重要人物的支持。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华北是高所反对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这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又转过来进行试探，说把恩来同志推上来好不好？我说：恩来同志我很熟悉，但两个人比较，还是少奇同志合适。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后来陈云同志去做林彪的工作，林彪说受了高岗的骗；我去做彭德怀同志的工作，他说：我相信你。高岗确实是搞谈判、搞交易。还有苏联人的关系。苏联有个顾问在东北。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例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报刊上好几篇文章都说，天津讲话没错误。高岗夸大事实，但少奇同志确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起码语言不准确。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竟然会在以“我”为首的司令部之外，出现另一个司令部，问题何其严重？岂能坐视不问？
没有当面检讨的机会
中共中央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高岗自以为有毛泽东的欣赏，有一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便摩拳擦掌，四处活动，欲把刘少奇拉下来。甚至在毛泽东已经察觉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之后，他仍然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继续搞非组织活动。但是，毛泽东在12月24日会议上抛出的“两个司令部”的论断太严厉、太明确了。虽然毛泽东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但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极端不满，高岗终于明白了。
从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他上班开会时很少发言，下班回家后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设法打听有关消息。进入1954年，毛泽东也确实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中，暗示中国共产党内将要出现大的问题，而且说问题的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
在毛泽东向苏联人吹风之前，刘少奇已经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提议，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极为重视，亲自修改，并决心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不打算回京参加，但他对于会议议程以及刘少奇在会上报告的内容，都做了详细认真的交代，甚至一些比较细微的环节，都做了精心的布置。
四处打探消息的高岗乱了阵脚。思前想后，高岗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检讨。于是，高岗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的愿望。高岗还同时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要杨尚昆派专人将他致毛泽东的信送杭州呈毛泽东。
杨尚昆接到高岗的信后，首先将信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阅后找来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协商对高岗信的处理办法。
协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种处理方案：
一是让高岗去杭州与主席面谈，但结果是不好处理；
二是请主席回来，结果是同样不好处理；
三是由主席指定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结果还是不好处理；
四是由主席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以参加，但陈云以不参加为好。这种方法可能较为妥当。
会议最后决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请主席电告刘少奇，高岗不必来杭，由主席委托人与其交谈。
毛泽东果然采纳了第四种方案。
高岗见到毛泽东不愿面谈的电报后十分沮丧，也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高岗尚未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于是，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和解释。
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的商定，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曾经与高岗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张闻天也来高岗处对其进行帮助。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会议。
在全会上，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说：
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
刘少奇严厉地指出：
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高岗和饶漱石在会上都做了检讨发言。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做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做了揭发和批判。虽然这些发言没有公开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很多人在发言中也做了自我检讨，但对于从做完检讨后就一直默默坐在会场上静听的高岗而言，每个人的发言都犹如一支支利剑，直插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