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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悲凉”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感慨?
苏轼,人生,世事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悲凉”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感慨?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但苏东坡就是一个神经大条的人,不管他被贬到哪里,他都能在荒凉的地方,找到乐趣。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他一生的蜕变,苏东坡的书画、辞赋,那些闻名天下的词,基本上在黄州完成。在黄州,他成了快乐的农夫,成了创新精神极强的大厨。后来被贬到惠州,他发现荔枝的味道简直绝品,在海南的天涯海角,苏东坡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还酿造了好多好酒。也就是说,苏东坡好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他到处都能随遇而安,喜欢上一个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心安之处是吾乡。
但是,苏东坡并非一个天生的乐观派,他也有忧愁害怕的时候。在乌台诗案的时候,苏东坡被抓进监狱,他也是怕的要死,甚至一度写下遗书。在被贬到黄州的时候,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面对陌生的地方和冷漠的人情,苏东坡也是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
苏东坡在苦难之中,没有忘记儒家的积极进取,也从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哲学中,找到了对抗苦闷的方法,他从庄子的齐物论中找到了消解人生苦难的途径,后来他又在佛家的虚无与幻灭之中,懂得了人生的终极意义。所以,在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加持之下,苏东坡终于成为一个看透一切的人。既然人生充满苦难,既然生命的意义就是虚无,为何不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呢?
所以,苏东坡的这首“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悲凉”,表达了对人生的极度悲观的情绪,按照苏东坡的情感历程,应该是写在被贬到黄州的时候,或者说这是苏东坡在黄州过的第一个最为凄冷的中秋节。因为,在苦难面前,苏东坡的悲观多于达观。
我们来看看苏东坡的这首与众不同的中秋词。为什么说是苏东坡与众不同的中秋词呢?因为,我们知道,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的时候,曾经写下一首闻名千古的中秋词,在这首词中,苏东坡的心境完全是放松的,是快乐的,是明快的,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能被一轮明月郎照,全天下的人都能合家团圆,同时,苏东坡还表现出对生命的达观的态度,他认识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而到了黄州之后,一开始,苏东坡的情绪极端低落。在那个孤独的中秋夜,他用完全不同的情绪,写了这一首充满悲伤和人生虚幻感的中秋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苏东坡写道:
世上万事恍如一场大梦,人生经历了几度新凉的秋天?到了晚上,风吹动树叶发出的声音,响彻回廊里,看看自己,愁思爬上了眉头,鬓边生出了白发。
酒并非好酒,常因客少发愁,月亮虽明,却多被云层遮住。在这中秋之夜,谁能够和我共同欣赏这美妙的月光?我只能拿起酒杯,凄然望着北方。
古人喜欢把人生比作一场梦境。这本身就带有悲伤的情绪。因为,梦是虚幻的,梦最终都要醒来的。而醒来之后,我们会发现,梦境中的一切的美好,在现实中是完全找不到的,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种种狗血,种种荒唐,依然存在,最快乐的一瞬间过去之后,还是痛苦的生活。
所以,一开头,苏东坡就把人生比作一场梦境,他说,“世事一场大梦”,体现了苏东坡的极为悲凉的心境。而“人生几度秋凉。”其中,一个“新”与“几度”搭配,更好地表现了人生坎坷,人生的短暂,似如过客一样来去匆匆。可以说,词人在此感时伤怀。
在词的下片,苏东坡开始发牢骚了。他一个人喝酒赏月,身边没有亲人与朋友,原来的所谓的好朋友在苏东坡被贬之后,音讯全无,甚至苏东坡写出的信,也是石沉大海。所以苏东坡愤怒地写道: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感慨世界的冷漠与炎凉。
综上所述,这首词应该是在被贬黄州的第一年,苏东坡的心情还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写的一首感慨世态炎凉的词。因为他还没有开始接受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苏东坡在黄州将近五年的时间,他系统地阅读了道家和佛家的典籍,从道家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虚幻之中,吸取了随遇而安的精神力量,从此之后的苏东坡,变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也从此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珠穆朗玛一般的全才!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先纠正一下问主的错误,不是“人生几度悲凉”,是“人生几度新凉(或秋凉)”。
雪梨在南方的冬夜看到这两句词,感觉更“凉”了。
这首词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作于儋州,抒发的是兄弟之情;其二是说作于黄州,因最后一句“把盏凄然北望”,“北望”是面向汴京,表现的是“对神宗皇帝的期望”。
这首词通篇都是感伤与悲愤,开篇首句即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把过去的种种比作一场大梦,充分体现了苏轼崇尚“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的老庄思想与“世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佛家思想,写尽了人生的虚幻与短促。苏轼觉得自己还有太多没为国家为百姓做的事,还有太多没有实现的抱负。
爱妾朝云曾说苏轼装着一肚皮不合时宜。可不是么?
苏轼为官从政,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见容于“保守派”,作为四朝老臣,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上书直言朝政之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这在勾心斗角的政治场上,似乎是非常脑子进水缺根筋的做法。
所以苏轼的大半辈子,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沉的时候多,浮的时候少。
其实聪明如苏轼,哪里是“不合时宜”,他只是一个典型的“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忧国忧民又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
苏轼钟爱怪石超过半个世纪,晚年更是去到哪里都随身带着自己心爱的两组怪石“仇池”,还作过《咏怪石》、《双石》等赞美诗,平日也画如《古木怪石图》等画作。
苏轼在《咏怪石》一诗中借怪石托梦,赞美其“意欲警惧骄君悛”的气节,这何尝不是以怪石自况呢?苏轼一生一直在反复履践着“警惧骄君悛”——为使君王有所警惧,对政治错误能够悔过,不畏“震霆凛霜”,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就是这么一个心系国民的苏轼,却一辈子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乐观如他,也难免发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的感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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