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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梧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李达,女校,一大王会梧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人物生平
王会梧,(1898―1993),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她为中共一大、二大的开召做出了贡献,成为“一大”真正的“会务”,从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见证了中国的“日出东方”。
1898年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一书香之家,家境还算殷实,父亲是是晚清秀才,秉性耿直,以教书为业。她6岁时接受了父亲的启蒙教育,与茅盾是同学,小茅盾两岁却是其表姑母,因为王会梧的父亲王彦臣是茅盾(当时叫沈德鸿)曾祖母的侄儿。
1914年王会梧曾就读于嘉兴女子师范预科(原址在范蠡湖边)。
1916年进湖郡女塾(原华英学堂和文洁女塾,后为湖州二中,现址为湖州十二中)学英语,接触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她最爱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曾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人写信,表示赞成白话文,拥护革命的主张。陈独秀在回信中夸奖她“胆子大”,勉励她“多读点书”。“五四”运动后不久,王会梧离开湖州,到新思想荟萃的上海。
1920年,在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黄兴夫人)那里做文秘工作期间,与李达相识。
当时李达接受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邀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工作,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工作上有些来往。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使她敬佩不已,而王会梧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作为女性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使李达产生了爱慕之情。
1920年下半年在陈独秀夫人高君曼的操办下,他们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新房就是《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李达则是《共产党》月刊的主编。
1993年10月20日在京逝世,享年96岁。
重要事迹
帮助丈夫筹备会议,成为“一大”会务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上海党小组总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李汉俊与陈独秀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中产生一些分歧,互相指责,李达在其中尽力调节但没有结果。后来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内的名单及一切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职务,为了党的事业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与李汉俊一起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王会梧也就积极地参加中共“一大”的会务工作,中共“一大”几个重要关头她都在场,还是“一大”开会遇险后去南湖续会的策划者。
博文女校成为“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
私立博文女校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为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学校不大,有百把个学生。这里怎么会成为“一大”代表的招待所呢?因为“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熟悉。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一天,李达对王会梧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王会梧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王会梧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917年,黄绍兰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王会梧又曾经当过徐宗汉的秘书。李达与黄绍兰也认识。
黄绍兰和丈夫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子――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所以李书城、李汉俊与黄绍兰相熟。
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黄绍兰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校舍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王会悟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接下来又购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
李公馆成为一大的会址
在博文女校开会当然方便,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所以王会梧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紧相邻的李公馆。所以当李达和李汉俊在商议会议地点时,李汉俊提议“到我家里开会吧”,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当时李书城带着警卫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老夫人回老家湖北了,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不过15岁,不懂世事),和一位40多岁厨师、一位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厨师和保姆都不识字)和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个女儿)。这里不仅离博文女校近,而且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就这样会址就定在了李公馆――法租借望志路树德里106号,即兴业路76号。
担任大会的警卫
1921年7月22日,即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的上海的的第二天,在博文女校楼上代表们开过一次碰头会,按包惠僧回忆录的说法是“预备会”,而陈潭秋说是“开幕式”。陈潭秋在1936年发表的回忆一大的文章中说“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举行开幕式……”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除包惠僧外,有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及毛泽东等。“李达也把王会梧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面的凉台上”。
7月23日,晚八时多,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就在李公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
7月30日晚上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一个中年男子不顾在楼下望风的王会梧的阻拦突然闯进来,借口找人,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解散。10分钟后,法国十几个巡捕就进来搜查。这次搜查虽没有损失,但是看来这次会议已引起了上海各方的注意,会议显然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召开了。
策划到嘉兴南湖续会
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量另择会议地址,议了好些方案都感不妥。王会梧建议到离家乡不远的嘉兴南湖去,说:“那里景色秀丽,又不引人注目,可以租一画舫,代表们扮作游客,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她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成。嘉兴是王会悟读书的地方,情况十分熟悉,7月31日黎明,王会悟带领代表们乘头班车到嘉兴,她把大家安顿在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这名字来自南湖的别名――鸳鸯湖。王会梧像个熟练的导游,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后,请鸳湖旅馆账房管账先生代订画舫,租完游船,点了一桌酒席以备代表们中午用餐。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梧的带领下来到湖边的码头,临行前,细心的王会梧向旅馆借了一副麻将牌。到南湖后,毛泽东、董必武等由王会梧陪同到烟雨楼观察了一会儿。上午10点到船上开会时,王会梧在船头放哨,若发现情况,代表们就取出麻将牌来打麻将,直到傍晚进行完最后一个议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就是在王会梧精心安排下圆满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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