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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毛主席,方针,四人姚文元资料简介(个人简历及图片)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原来，他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准备把自己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区别开来。
姚文元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那么，姚文元是否考虑过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他自己的矛盾心情。他是想与江青等人从此保持一定距离的。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姚文元还记载：不知为什么，13日上午，华国锋、王洪文、他本人一同会见前来吊唁毛主席的外宾时，江青却没有参加会见。后来江青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
从上述姚文元日记中的记载来看，他是看到了人们对江青的不满，感到与江青等人一起搞“四人帮”是危险的。他甚至还想到了自己出事后他的孩子怎么办的问题。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一起搞“四人帮”，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思想体系是一样的，但也是因为姚文元的“押宝”：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想到，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张春桥赏识并一手提拔上来的，姚文元相信，继续听张春桥的，没有错。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是战斗！”
小算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手下的人写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9月15日，社论稿起草好之后，送给姚文元修改时，姚文元决定，把他篡改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并且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
姚文元在社论稿中加写道：“毛主席嘱咐我们：u2018按既定方针办。u2019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
姚文元把这一段话加写完之后，交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要求尽快安排发表。9 月16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
1980 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姚文元在回答中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u2018四人帮u2019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也没有想过。”
从姚文元的这段供述中可以看出，姚文元是想要发挥笔杆子的作用，定下一个大的方针“按既定方针办”，以此来避免他收到的两封奇怪的信中所预言的“四人帮”必定灭亡的后果。
那么，姚文元为什么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原来，姚文元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他自己感到“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十分孤立。1980年姚文元在接受审讯时说：我想，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而这两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与中央内部高层人物有关，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得清楚，反而会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使他在中央内部处境不利。决定不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之后，姚文元把两封信都锁在自己家的抽屉里，然后发挥他的舆论总管的作用，专在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上下功夫。他认为，这样最保险，可进可退，如果“四人帮”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帮”失败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传方针，算是跟人跟错了。
姚文元为什么会这样想？
事出有因。“按既定方针办”，是张春桥最早捏造的。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姚文元说过，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拉着我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最高法庭审讯时的交待）一旦最后“四人帮”失败，姚文元可以把这一切往张春桥身上推，摘掉自己的干系。原来，姚文元在打这样的“小算盘”！
围绕两句话展开的斗争
这个小算盘打定之后，姚文元便放开胆子，督促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的举动，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当“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后，叶剑英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在旁边打了一个大问号，交给华国锋，目的是提醒华国锋注意。但华国锋却没有注意到叶剑英的提醒。
9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因为毛主席写“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时，还是1976年4月30日，距毛主席去世还有4个多月，毛主席那时还能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呢？
叶剑英这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原来他只是认为“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话的意思差不多，他认识到了“四人帮”捏造“按既定方针办”是有险恶用心的。
华国锋首先把这个疑问同汪东兴说了。汪东兴决定找机会由他出面澄清问题。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华国锋将在第二天召开的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时，汪东兴指着“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u2018按既定方针办u2019，还是要宣传中央的两个文件。”
但是，汪东兴的话却被吴桂贤给打断了。吴桂贤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汪东兴听吴桂贤说是华国锋讲的，怕追究下去对华国锋不利，便表示：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之后，汪东兴没有再说什么话。
出乎姚文元意料的是，一向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在原则问题上却从来不退让。1976年9月30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华国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u2018照过去方针办u2019，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