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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东亚地区国家,同文化、同人种、一样在十九世纪时期被列强欺辱。为什么日本会崛起?
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同为东亚地区国家,同文化、同人种、一样在十九世纪时期被列强欺辱。为什么日本会崛起?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华夏文明是一种立体思维模式,在接受外来思想方面,注定是会比一些线性思维模式的社会群体慢的。但是,如果一旦接受和吸收了以后,就能够发挥出更加强大的作用!
现在中国人应该知道自己拥有的实力了吧?中国人不仅仅只是可以学习西方,而且还能够超越西方。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谢邀,
一、大清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的差异
无论是大清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一场“强国运动”,但是两者的指导思想完全不一样。
1、大清洋务运动的“师夷制夷、中体西用 ”
大清学习西方完全是认为自己的在文化上当时还是全世界第一,而唯一落后于西方的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差距。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 其分类思想就是“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 ”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 中体西用” ,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因此,对于真正西方文明的内涵根本不了解。大清的软实力没有根本的变化。
2、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
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脱亚入欧”,学习西方文明是彻底的理解了文明的内涵基础上,真正的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和学习,他们彻底的把握住了文明的精髓,从而开始了全方位的从半开化到文明社会的升级改造。
脱亚论(日文汉字:脱亜论;日文假名:だつあろん;英语:Datsu-A Ron) 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885年3月16日 (明治十八年) 在日本报章《时事新报》发表的著名短文。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日本维新变法的核心在于四民平等、土地私有化、鼓励和扶持私人企业、进行文明开化教育、进行君主立宪制的正治体制改革。
日本的维新变法真正触及到了文明的深层要素:人人平等基本价值观理念;对人心的改造;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契约精神;私人企业带来的社会生产率的提高。
脱亚入欧的口号的提出,全方位的彻底对文化基因进行改造,对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这些都是欧美文明的内在特质,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涵。日本的国家软实力大幅提升。
日本的明治维新期间,民间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发动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得到政府的支持,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得到传播,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明治维新日本实现了由早期中央集权向后期立宪政体的过渡,成为亚洲第一个立宪国家,组建内阁, 1890年召开了第一次帝国议会,实现了国家制度的近现代国家的转型,逐渐废除了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民族危机,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上图是明治三年新旧之战
3、大清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在思想层面的差异
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而大清没有产生具有西方近代文明的思想家的土壤和文化。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但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大清洋务运动的“师夷制夷、中体西用 ”与日本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西体中用”,不仅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也是思想观念背后的那个制度基础和利益格局的差异,更是对西方文明思想的认识差异,国家软实力的发展出现不同的方向。
二、民族思想家是国家变革获得成功和国家实力提升的关键
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局限,往往代表这个民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他们的思想在引导或限制这个民族的时候,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沿着他们走过的思想历程,往往可以理解掌握一个民族的总体精神面貌。
在日本今天流通的一万日元的纸币上,赫然印着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头像。他就是给明治维新带来启蒙曙光的著名思想家“日本伏尔泰”福泽谕吉(1834-1901)。2002年8月,日本银行宣布发行新纸币,其他面额的人物头像均被更替,惟有福泽的头像得以继续保留。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日本人仍然不敢忘记这位伟大的先知式人物。
因为一百年前,他说的每一句话,整个日本都听到了。他那句振聩发聋的名言“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心的改变。
1872年,他发表了轰动全日本的《劝学篇》。福泽谕吉毫不留情地给日本人以当头棒喝:“试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
他猛烈批判旧道德伦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个人的独立看作是国家独立的基础,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关怀国事,承担国家兴亡之责。他其实只想证明一个观点: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人就要“自觉为人”。
《劝学篇》这部书前后印行三百四十万册,是日本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对日本人的精神现代化起了巨大的作用,并成为学校的教材。他后来的另一本书1875年《文明论概略》,则系统论述西方文明的先进,日本文明的落后,号召日本向近代文明进军。这些启蒙思想被日本民众所信奉,在以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思想推动力。
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即一万元纸币上。
纵观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八十多年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福泽谕吉的影子无处不在。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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