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你如何看待《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

长安,这部,二时你如何看待《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史载，唐长安内设108坊，各坊形制主要有正方形、矩形2类，全部筑有坊墙（多数为夯土垒造，极少数采用竹篱环绕），一般长1至2里，宽1至1.5里，坊内有大量民舍、官宅，居民出入必须通过在围墙正中开辟的坊门。坊门作为里坊的关口，常年有兵卒把守。

除关口外，朝向街道的坊墙严禁“开墙打洞”，不要说设立商铺，就连开扇窗户都严格禁止。因为唐长安城在规划里坊体系时，秉持的主要“设计思想”就是“坊市分开”，将民舍所在的里坊与商铺所在的东西2市从空间上隔开，从功能上分离。

唐代看号称“贞观-开元盛世”，但城市管理思路按照《隋都城图》（唐长安以隋都大兴城为基础扩建而来，二者一脉相承）题记所说，就是“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高墙），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当时，将长安众多里坊切割开来的是25条纵横交错的街道，这些大街笔直、开阔（两侧挖有排水沟），外人第一次看见都会觉得很震撼、很气派。

最著名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宽达150米，总长10余里，其余街道宽度也在25至130米之间（换言之，长安城内“最窄”的大街也相当于现在的双向4车道）。而根据已勘察的数据粗略统计，长安主干道面积约10平方公里，占到城区总面积近八分之一。

通过街道、坊墙彼此隔离，108个里坊实质上就是108个可独立防御的坚固据点，而长安城也因此变成一座拥有108个堡垒的超级要塞。如果外敌入侵，守军可借助四通八达的街道调兵遣将，要塞化的里坊堡垒群也可有效迟滞、化解敌重兵集团的猛烈攻势。

若是城内有人作乱，守军则可依托里坊体系缩小乃至封闭动乱区域，迅速平息事态。另外，高大的坊墙、宽阔的街道（相当于火灾隔离带）还有利于城区消防，不至于一坊着火，邻近各坊全遭殃。

而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城区主干道被“微缩”成了2至3米宽（这大概是坊内小巷的宽度），而且剧中角色经常“轻轻松松”就步行穿越几个坊前往探案、办事，这在当年的长安并不可取。

比如从位于城西光德坊（紧挨着京兆府——相当于首都市政府，但权限更大，可独立判决死刑）的靖安司出发，前往靠近东市的平康坊（风月场所）办案，直线距离超过6里，不骑马肯定耽误事（这一点编剧倒是考虑到了）。

如果有人穿越到盛唐时期的长安城，肯定会在短暂的视觉冲击后，很快感到单调与乏味——但见辽阔如广场的街道两侧，除了绿化带（比如朱雀大街两旁都栽有槐树），全都是高大、冷冰的夯土坊墙，沿街走上很远，也很难看到商业、娱乐设施。而且，平民百姓行走街道还得时刻小心避让突如其来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仪仗队，否则就会遭牢狱之苦。

这是因为唐代前期统治阶层“重农抑商”思想盛行，商人社会地位卑微，非但不许入民籍，而且其在长安城内居住（编入低人一等的“市籍”）、开展经营活动，也都被严格限制在东西2市及周边新辟商业区内。

而这套束缚工商业发展的里坊体系被冲破，则要等到安史之乱被平息后的中晚唐时期了，起码在天宝年初，长安城内大街小巷都是临街店铺的“胜景”，肯定是不存在的。按照当时律令，谁敢私自翻越、毁坏坊墙栅栏，就要挨70大板重责。

而且，别看《长安十二时辰》中普通百姓、外埠客商一个个穿戴都颇为讲究、新潮，但按照当时制度，庶民平素只许穿麻布材质的黄、白、皂、褐衣服，商人、屠户等工商阶层只许穿皂衣，出门连马都不许骑乘。大户人家的奴婢则统一穿青碧色服装，所以时人又称婢女为“青衣”。

反观长安城内达官贵人，却既可按照官阶品阶穿戴绯紫袍（5品以上穿绯、3品以上衣紫，比如官居3品秘书监的靖安司主官就身着紫袍）、绿袍，也可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个人喜好打扮得花枝招展。特别是唐代贵族女性，可以穿着“薄露透”盛装外出，但平民女子就不行。

整部剧刚开篇，就“很讨巧”地强调故事发生在“人员可自由活动”的上元节当天。而这一设定，恰恰映衬出唐代长安宵禁制度的严苛无情——当时在城内东西南北6条主干道上设置有街鼓，用来向全城传递时间信号，发布戒严令。

每到日暮时分，皇城宫门、城门、坊门伴随鼓声依次关闭，市民必须及时赶回自家坊内，外街则禁止人行。直到次日五更二点，鼓声再响，坊门才会重新开放。宵禁期间，除非治病、奔丧、传递公文等极少数特殊情况（须持有通行证），否则打开里坊门就会被按罪论处。

虽说通过宵禁制度，的确减少了长安城夜间犯罪发生几率和火灾隐患，提高了京师安全系数，但长期执行这一政策也使得整个长安城夜间冷冷清清（街面上只会有数千名来回巡逻的“金吾卫”禁军）、生气全无，百姓生活被牢牢束缚，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至于购物、饮食的便利程度，盛唐时期的京城百姓也远非《长安十二时辰》里表现得那么舒心、惬意。据学者研究，唐长安城（截至开元盛世期间）集中的大规模商业区是东、西2市，以批发大宗商品、售卖“洋货”为主，有点类似于现代集贸市场。而普通百姓所需的一般日用品（包括食品、酒水），则需要到特定的几处里坊才能买到。

根据日本著名史学家妹尾达彦的研究，长安城内90%的食品店、酒肆集中在位于皇城和东市之间的崇仁、平康、宣阳3座里坊。如果将统计范围扩至以朱雀大街区分的东西2个城区，则会发现长安城超过95%的饮食业商户都位于东区。

据分析，东西2市的极限服务半径只能覆盖周边6至8里的区域，再远的话对于出行主要靠双腿的长安居民而言就很不方便了。特别是位置偏僻的南城各坊，住的最远的百姓需要走近30里地才能到达商铺最密集的东市商业区，真可谓“早上出门紧赶路，宵禁时分才跑回”。

据宋代文学家宋敏求所著《长安志》记载，因为商业设施严重匮乏，唐代长安南城有大约40个里坊长期人烟稀少，多数长安百姓都“蜗居”在北城的30多个专供草民聚居的里坊中，这些坊内人口密度非常大（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居住环境、生活条件显然不可能舒适，他们的生计好坏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上流社会”施舍。

说到底，长安就不是一座“正常”城市。别看鼎盛时期居民上百万，但其中多数人都是为皇家、王府、公卿服务的侍从、兵卒（包括军属）、仆役和小手工业者。此外，僧尼（盛唐时长安城内寺庙多达100余座）、外埠客商、外国使节及留学生、无业游民、进城务工农民、流浪艺人、乞丐、风月场所工作者也不少。

说白了，在长安这座从职能划分、市区布局到社会管控都浸透了“皇权至高无上”理念的城市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让李唐皇室与官宦阶层能够更高枕无忧、更便捷和最大化地享乐”而设计运转的。无论称其为国际大都会也好，还是东亚经济文化中心也罢，都不能改变长安城“中央集权象征”的本质。

正是基于上述出发点，唐代长安城看似布局严整、管理有序，却是一座除了极少数“上流人士”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广大普通百姓却备受管制、生计艰辛的“超级看守所”。而对于这些“阴暗面”（比如平康坊“地下城”），《长安十二时辰》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很值得一看。

 10/15   首页 上一页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 尾页